泸顺起义：奏响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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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泸顺起义有着特殊意义。这次起义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动，立足配合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四川军阀，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北伐战争影响下的四川时局

泸顺起义爆发前，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和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因位于重庆城区莲花池街6号，时人称莲花池省党部)，即新生的政治力量；另一个，是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于1926年2月，是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重庆地委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四川一个局部地方的党组织领导全省的党组织，负责全省工作。从1924年到1926年，在重庆党团地委的领导推动下，四川大革命运动颇有影响。

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通过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掌握了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对外公开的旗帜是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及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党员。

“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由于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开始对新兴的革命力量有所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乘势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其力量已达到顶峰。泸顺起义，就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的对峙下爆发。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骤变，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1926年7月底，刘湘、赖心辉、刘文辉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 的态度。8月中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同时，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与刘成勋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然而，“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军阀中实力较强的杨森，长期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十分重要。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要求国民党左派四川临时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

中共中央一度对杨森寄予期望。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7月中旬，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朱德，因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向其允诺“虚位以待”，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做杨森的工作。

但杨森摇摆不定。他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工作，陈毅因此被派遣到万县。另一方面，杨森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长之情，又对吴抵御北伐军抱有幻想。

四川军阀的两面态度，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大量工作。

各方关注四川军事工作

中共重庆地委早已针对四川各派军阀开展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在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时，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他与杨闇公参加完国民党二大回到四川后，即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他们利用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工作，借以发展革命力量，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

在吴玉章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派李筱亭、吴玉章和刘伯承为特务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吴玉章与宋庆龄、谭延闿、张静江、徐谦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吴玉章提议，要在四川建立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全权处理军事问题。

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军事工作进展上报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导。8月初，吴玉章、刘伯承在上海代表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四川军队调查表》两份报告。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等人的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

9月，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评点了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着重提出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将集中并宣布中立，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和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怎样开展军事运动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作出进一步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执掌北伐军军权的蒋介石同样重视四川各军阀的态度，视之为影响北伐战场的重要因素。为巩固军中地位和权力，蒋介石于8月12日派李仲公赴黔，招抚在四川活动的黔军军阀周西成。

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工作的行为，引起莲花池省党部的警觉。是月，莲花池省党部得知蒋介石派四名黄埔学生到川接洽各军阀并调查政治军事社会情况，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表示抗议，要求“派遣代表时应通知省党部”。

就在各方持续关注四川军事工作之际，中共重庆地委继续筹划武装起义。11月中旬，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起义，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同时确定在泸州、顺庆(即南充)起义的方案。

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表示“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

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出发点在于，利用掌握的军阀队伍发起泸顺起义，推动更多的军阀队伍转向革命，以彻底改变封建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起义前夕军阀纷纷易帜

1926年9月以后，北伐战争进展极快，国民革命军连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部队，10月10日攻占武汉，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9日进占福州。在此形势下，四川各军阀反应不一。

杨森起初更倾向于北洋政府。他对朱德表面信任，实际仅委任其代理师长的空头衔。8月14日，他不顾朱德劝告，通电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长职务。9月中旬，他虽然向朱德表态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但仍虚与委蛇。

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杨森不仅不就职，反而派遣三个师东进鄂西，公然支援吴佩孚。11月上旬，杨森部被北伐军击败，杨森被迫派员赴武汉向国民政府谈和，并向重庆的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输诚，请杨闇公等人到万县主持党务。11月21日，杨森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务，成为四川军阀宣布易帜第一人。

此时，四川军阀仍“犹如隔岸观火”。其中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虽已表态通电反吴佩孚，实则按兵不动；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人，“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正如他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所记：“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

随着北伐态势愈渐明朗，四川军阀开始主动改变态度。他们既与蒋介石接触，也向国民政府和莲花池省党部输诚。各军阀将领纷纷“在莲花池党部登记入党”，以至“近来入党注册者，异常踊跃”。

11月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同时，他们分别兼任第21军、第22军和第24军军长。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商议委任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

但四川各军阀对易帜后能否保有军权仍有疑虑，虽获得国民革命军职务，却迟迟不愿就职。

对此，中共中央指出：“诸首领对于军长职惧有党代表以监其军，使其部下离式，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决定。兼之奉、鲁军南下之喧腾，愈使其摇曳不定，仍在做军阀努力以万一保存之迷梦也。”

事发突然起义提前爆发

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通过莲花池省党部，召集其控制、影响的川军12支旅以上部队将领在浮图关开会，主题是策动起义。

会后，杨闇公根据各部态度，留下驻防顺庆、泸州的部队继续开会，决定在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具体部署是：起义开始后，驻合川的黄慕颜将队伍带到顺庆，与何光烈的部下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挟持何光烈起义。然后，驻泸州的军阀赖心辉所部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三支部队起义，并将队伍带到顺庆集中。起义部队集中后，出兵绥定(即达州)肃清军阀刘存厚，再以绥定为基地，东南遏制万县杨森部，北方接应西安冯玉祥部，从而达到配合北伐的战略目的。

由于泸顺起义计划较为复杂，浮图关会议后，刘伯承即赴合川与黄慕颜商量起义细节，随后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此时意外发生。

12月1日，未经中共重庆地委同意，袁品文、陈兰亭两旅在泸州突然起义，解决了赖心辉炮兵营及李章甫的三个团。12月2日，袁、陈率部占领泸州城，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帜。12月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提前起义，何光烈只身逃离。杨闇公立即通知刘伯承到合川，组织黄慕颜旅起程赴顺庆，并派人督促泸州起义部队北上顺庆。

12月9日晨，刘伯承率领黄慕颜旅抵达顺庆，与秦、杜两旅会合，队伍达到7000人。12月10日，部队举行誓师大会，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根据起义计划，泸州起义部队应立即赴顺庆，全体部队会合后，再攻击绥定。然而，陈兰亭“认为泸州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反对离开泸州，袁品文无法指挥军队向顺庆出发，起义面临考验。

何光烈逃出顺庆后，立即发电请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援助，三方响应。12月13日、14日，李家钰部一个旅、广安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陈书农部两个团及何光烈残部，分数路围攻顺庆。刘伯承根据敌情和起义计划，提出撤离顺庆，以全部兵力夺取绥定，但秦、杜两部不同意，刘伯承只得率部以攻为守。

12月15日，因秦汉三下属火线倒戈，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出顺庆，22日转移至杨森防地开江。

与何光烈不同的是，尚有实力的赖心辉不愿其他军阀趁机染指，一心想自己解决泸州问题。赖心辉积极联络袁品文、陈兰亭等人，“在电机上谈话，磋商解决泸事办法”，并提出“袁、陈两部暂时取消革军四五两路司令名义，仍受赖节制”“改编袁、陈为该军师长”等五项解决办法。

赖心辉对泸州起义军将领诱以重利，希望将起义性质转变为内部争斗，以此平息事态，达到招安目的。但刘伯承代表泸州方面回电：“陈、袁系打倒省长赖心辉，非打倒军长赖心辉也，如赖一旦就职，即可归还建制。”赖心辉接电后，立即与下属商量就任国民革命军职务、善后办法事宜，希望以此收回陈、袁两旅。

至此，泸顺起义发生重大变化，预定占领绥定、接应北伐已无可能。

为党积累经验教训

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

鉴于泸顺起义原定计划无继续执行可能，中共重庆地委开展了争取上级支持和固守整顿两项工作。杨闇公派人到武汉，请求国民政府给予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此事虽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以需要经蒋介石同意为由拖延。直至1927年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才宣布泸顺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黄慕颜分别为军长、副军长。

为整顿泸州起义部队，刘伯承于1927年1月下旬亲赴泸州；开江方面，顺庆起义部队开展整顿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革命理论。

随着四川军阀纷纷宣布就职，中共重庆地委要求刘湘等人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彻底打击国民党右派。1927年1月5日，莲花池省党部强硬要求刘湘执行“解散伪党部”“拿办其执行委员”“封闭反动派报馆”“惩办蓝文彬师长”“解散石青阳部队”五项决定。刘湘迫于压力，下令解散“右派之伪省党部”，并“通令逮捕该伪党部执行委员王育生、金励生等”“重庆反革命派报纸新闻社一体封禁，一切反革命团体武士会、军人青年团、国家主义研究会等，均被解散，全城已告肃清”。

但中共重庆地委、莲花池省党部取得的成绩，是在四川各军阀极度忍让、密谋反击的隐患中取得的。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将毫不犹豫采取反击。恰好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高层、共产党之间矛盾激化，四川军阀便想方设法越过莲花池省党部，与蒋介石建立直接联系，明确获得了整理四川党务、否认莲花池省党部的授权。

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戴弁到重庆给刘湘送去两份文电：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二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刘湘立即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3月31日，刘湘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先后遇难，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泸顺起义部队失去了领导核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湘等人彻底同革命力量决裂，起义由此陷入绝境。

4月下旬，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周西成等共同进攻泸州。面对强敌一再进攻，起义部队出现叛变现象，刘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离开泸州。5月23日，起义军撤离泸州，被各路军阀围追堵截之余，先后被周西成和杨森分割收编。宁汉分裂后，顺庆起义部队被国民党新军阀鲁涤平部队收编。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泸顺起义虽告失败，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新蜀报》称之为“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历史证明，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一次勇敢尝试。其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和宝贵财富。

原载：《红岩春秋》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