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四川“主席”儿子被判死刑，他率四万人起义，结局如何？

1948年11月18日，在江苏邳州，一位国民党中将被解放军俘虏。他的名字叫作王泽浚。依据他所犯下的罪行，当时就被判处了死刑，但最终的结果却并非如此。

王泽浚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了川渝地区，他的老父亲王瓒绪马上就采取了行动，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公开的信件。大致的内容便是请求不要杀死王泽浚，考虑到战时的特殊情况，王泽浚便被关押到当地的监狱，暂时没有执行死刑。

此后，王瓒绪便多方设法营救爱子，最终在1949年12月底，率领4万人在四川起义。这其中有时局的因素，也有私人的原因，顺应历史潮流的王瓒绪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他的次子王泽浚。

王泽浚因为这一层缘故，由判处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而执掌四川的“主席”王瓒绪，也因和平解放成都且接受改制，在人民政府内部任职。



站在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王瓒绪父子双双在狱中离世的结果，是他们的咎由自取。王氏父子在执掌四川时，大肆地搜刮民脂民膏且屠戮地下党员，手上沾满了四川人民与革命烈士的鲜血。

然而，历史并不能非黑即白地来看待，王氏父子虽然犯下了诸多的罪行，但他们依旧有着积极进步的一面。我们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或许能够从他们矛盾重重的一生中，体味到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挣扎。

王瓒绪由1885年出生于四川西充的普通家庭，在那个人命危浅的时代，川蜀地区盘踞这种种势力。这便注定了一个人想要出头，要有非同于常人的铁腕手段，这些手段往往都是不太光彩的。

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几年后毕业的王瓒绪正式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16年任川军第16师师长，直到1936年被授予国军中将的军衔。

王瓒绪的发迹时间在1921年前后，与当地的军阀和政客瓜分了“汉川铁路”的10万银元款项。有了钱之后的王瓒绪摩拳擦掌，连永宁道道尹的官都不做了，跑到汉口地区招兵买马。

他贿赂了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门衙，购得汉阳步枪2400支、重机枪6挺以及子弹若干。在将这些辎重运到了夔府（今奉节县）后，招收了四川与湖北交界处的大量农民，队伍壮大到了3000余人，这便是“夔府成军”。



凭借着这2个团1个营的兵力，他在1922年投奔了自己同学杨森，开始在诸多小军阀中崭露头角。这便是王瓒绪发家的第一步，他的第二步操作则更令人不齿——背叛杨森，投靠刘湘。

在那样一个年代，没有靠山很难在诸多的军阀中立足，杨森的“又用又疑”令王瓒绪很是头痛。为此，他狠下心来施行了“苦肉计”，并命令全部的官兵效仿他。

“在左臂刺一个‘森’字，并且用蓝色墨水染色。”

果然，杨森对他的这一套很是受用，王瓒绪在1924年兼任了成都市政督办。上任之后的王瓒绪，利用自己手中的实权大肆招兵买马，他要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王家军”。

彼时的四川境内“袍哥”文化盛行，这种拉帮结派的组织，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于是，王瓒绪便根据川人的这一特点，大量地将自己家乡西充的子弟拉来入伍，军营中的中高级将领清一色都是西充老乡。

这种方法虽然非常“土”，但实际的效果很明显。当年曾国藩筹建湘军的时候，湘乡子弟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团结和战斗力。很快，王瓒绪的队伍壮大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心思也活泛了起来。



1925年，王瓒绪不愿再臣服于杨森的羽翼之下，开始有意地向敌对的刘湘靠拢。

“一面号召联袁（袁祖铭）打刘（刘湘），一面积极与刘湘暗通款曲。”

1925年，王瓒绪正式地发电宣布拥护刘湘，随后取代了杨森成为国防军十六师的师长。当然，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王瓒绪，只能说杨森的格局还是太小了。

在同年4月份的军事会议上，杨森表面上将王瓒绪升为第一师师长兼第一路总指挥，却不给予相应的弹药补给。既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杨森显然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王瓒绪不可能将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全部押在杨森的身上。

而反观另一方面，刘湘对王瓒绪反而厚道得很，他以“盐运使”为条件买通王瓒绪，这是一个实打实的肥差。

这样，摆在王瓒绪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帮杨森打刘湘，败光自己的家底；第二，拥护刘湘反对杨森，还能有得赚。

但王瓒绪并非是看中了刘湘的那点好处，他投靠刘湘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能够摆脱杨森，最终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连王治易（王瓒绪）都投降了，这个仗没法打了！”

果不其然，有着“森威将军”之称的杨森，被刘湘打得落花流水。极为狼狈的他逃亡汉口，投靠了吴佩孚且担任要职，1年以后再次与刘湘分庭抗礼。

刘湘与杨森的交恶，王瓒绪生存的空间，他开始逐渐摆脱刘湘的控制。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王瓒绪已经成为与刘湘、杨森并立的四川军阀，只不过明面上他还在刘湘麾下。

王瓒绪在担任了盐运使的职务之后，发现盐务实际上被刘湘的“财政管家”刘航琛控制着，为了摆脱这种控制，他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手段——大肆收受贿赂。

王瓒绪收受贿赂的对象有两类人，一类是他手底下办事的盐务官员，他利用自己手中的生杀夺予之权，逼迫这些人“吐出赃款”；还有一类则是大大小小的盐商，王瓒绪通过巧立各种名目，甚至是公然地索要，来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

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最后都进了王瓒绪的口袋，他用这些钱招兵买马、扩充军备，并且修建了极为豪华的住所。同时，王瓒绪还积极地培养自己的儿子，尤其是次子王泽浚，被认定为他的接班人。



或许有人会说，王瓒绪的钱是“劫富”来的，因为他敲诈的对象主要是官员与盐商。但我们不要忽略的是，封建时代的社会模式是金字塔状的，真正受到剥削的是底层的盐工，王瓒绪等军阀伤害的是这些人。

王瓒绪将毕业后的次子留在自己身边，担任了“王家军”中的旅长，他便是解放战争时期被俘的王泽浚。

假设出身于底层的王瓒绪还有一丝悲悯之情的话，那么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王泽浚，则完全是一个丧失了人性的魔王。实际上，被判死刑的王泽浚有两类身份——罪犯和战犯，这两类罪行都足以让他被枪毙。

那么，王泽浚为什么会被称为恶魔呢？我们来看他在西充地区犯下的罪行就知道了，倘若不是抗日稍微有点功绩的话，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历史的渣滓。

首先一点，王氏父子自始至终都对川蜀地区的地下党进行疯狂的打击，这是他们无法洗白的罪行。但即便是抛开这一点不提，王泽浚的犯罪记录也足够触目惊心，几乎能够用丧失人性形容。

“家里的佣人扫地吵醒了王泽浚，被他用脚踢死，王瓒绪对此视而不见。”

这样草菅人命的心态和做法，使得家中的佣人敢怒不敢言，他们根本无法诉说自己的冤屈。王泽浚的脾气极度暴躁，他对于这些佣人不是打就是骂，这样的事情在王家公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这还仅仅是王泽浚累累罪行中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他做出的惨绝人寰的事情不计其数。

王泽浚的母亲久病不愈 ，于是他便根据民间传闻的偏方，残暴地杀死被关押的囚徒。目的便是取出这些人的肝脏，然后做成药引子给母亲治病，效果当然是适得其反了。为母治病无果的王泽浚，此后又是大发雷霆，不少人因此惨死。

他在军中也以残暴著称，对于手下的士兵非打即骂，根本毫无人性可言。更为恐怖的是，他的下属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办事，很有可能会被他当场射杀。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以致于军中的将领每次去见他都战战兢兢，生怕惹得这位太岁不高兴。

其他诸如欺凌弱小、贪污受贿、欺行霸市的行径，更是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但即便是如此，王瓒绪还是异常看中自己的这个儿子，铁定了心要将他培养成为自己的继承人。

自刘湘死后，王瓒绪成为了四川地区的实际负责人，王氏父子的某些过分行为更是无遮无拦。故而，即便是1949年年底，王瓒绪率领4万余人起义，在客观上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仍旧无法使得其子王泽浚出狱，他本人也在晚年死于狱中。

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们的缺点，同样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王氏父子纵使在川蜀地区恶行累累，但他们也有客观上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出身底层的王瓒绪。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的一点是，王瓒绪还是有着心系民生的一面，他在川蜀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可圈可点。早在1920年，王瓒绪担任川南道尹的时候，便积极地推动新文化的事业，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从政。

“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教育科长，推行新文化运动；改革川南师范学校，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

王瓒绪本人还是愿意做一些实事的，但他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有些做法实属是迫不得已。比如他依靠瓜分“川汉铁路”的10万银元起家、在杨森与刘湘之间反复选择，也有着客观上的无奈之处。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小军阀想要活下去而且有一番作为，文绉绉地做事是行不通的。

王瓒绪在担任了盐运使之后，算是看清了刘湘的真实面目，这并非是他想象中的肥差。刘湘重用刘航琛管理经济，给予了他相当大的权力和地位，而后者也让他达到了收支上的平衡。正是由于这样，王瓒绪和刘航琛之间爆发了矛盾，原来刘湘给予他的不过是空头支票。

王瓒绪被迫接受了高额的盐税，而且还必须不断地补缴以往的欠税，他在里面并未捞取到什么油水，反而惹上了一身的麻烦，这也是他大肆收受贿赂的原因之一。

但总的来说，他要比刘湘、杨森之流好得多，他对于川蜀地区的教育贡献相当突出。



王瓒绪的确收受了盐商的大量的贿赂，但这些钱有一部分被他拿去兴办教育，而且影响今天西南教育的格局。

重庆巴蜀中学、重庆鲁能巴蜀中学、重庆市教科院巴蜀实验学校、重庆市巴蜀小学……这些西南名校都属于“巴蜀学校”系列，它们的共同缔造者便是王瓒绪。而学校经费的来源，便是王瓒绪收受盐商的贿赂以及自己的私产，数十年来如一日。

“巴蜀学校自开办18年以来，学校所有经费完全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一人承担，除去支付现金之外，他将新建的临街铺面37套房屋长期出租以供养学校正常开支。”

这件事被铭记在西南教育史上，1933年2月重庆巴蜀学校正式开学，王瓒绪自任为董事长，此后一直不余遗力地支持教育事业。可以说，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创办教育，其难度并不比带兵打仗简单，甚至还要更难一些。

毫无疑问，王瓒绪是乱世之中的绿林豪杰，他的很多做法都有着浓厚的江湖气息。他并非是什么完美的人，他有着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欺上瞒下的一面，但他也有着热心教育、建设家乡、回报家国的一面，这些特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是时代造就了他，同时他又与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共同造就了那个时代。王瓒绪民国军阀诸多军阀中的一个缩影，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这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般万分紧要的关头，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川系军阀反而团结了起来。他们开始将矛头共同对准倭寇，暂时将彼此的恩怨放在一边，川军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客观地来讲，川军的装备与人员都是较差的，这是清末至民国军阀混战的必然结果。浴血奋战的川军行伍之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原先是农民，甚至有不少人所持的是冷兵器。但即便是如此，川人的热血也从未冷却过，他们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家国梦想。

1938年，王瓒绪临危受命，接任已故的刘湘成为四川省主席。

“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日建国纲领，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这是朱老总在信件中对王瓒绪的规劝，即便后者在1935年前后，对绵阳、江油、大邑等地的红军进行围剿。但此时老总以为当以大局为重，抛弃往日的仇恨共抗外敌，这深深地打动了王瓒绪。

他首先在四川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在税收、教育、民生、反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39年12月，王瓒绪率领部队出川，积极投身抗日。



“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

这是在抵达湖北之后，王瓒绪对将士们的勉励讲话，此时的他已经将抗击日寇当成了头等大事。他每每身先士卒在现场督战，期间数次负伤乃至差点牺牲，半生经营的“王家军”损伤大半。

以“坚守大洪山”为例，来势汹汹的日军几乎占领的全部要塞，出于劣势的王瓒绪只能不断周旋，因此他也得到了“大洪山王老推磨”的称号。这种笨拙而顽强的打法，拖住了日寇西进的行程20余日，为四川地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蓉渝失守，四川不保；四川失守，国家不保！”

大量原本在观望中的军阀，此时也纷纷地投身到抗日中来，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王瓒绪不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儿子也投身其中，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这件事情上，他们是一对父子兵。

王瓒绪与王泽浚的“抗日名将”的身份，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的，西南地区还保留着他们的故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担任国民党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四四七旅旅长的王泽浚，主动电告国民政府请缨抗日。

武汉会战中，他两次督军在前线与将士抗战，有效保卫了安徽宿松县城。同时，他还控制了日寇前往合肥的交通线，有效地牵制了敌人。

王泽浚虽然脾气异常暴躁，但他在战场上可以算得上有勇有谋，诸多的战役中他的成绩都可圈可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1940年便被任命为第四十四军的中将军长，王瓒绪选他做接班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朱老总在得知了王瓒绪的抗日举措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美他，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官方在此事上对他的态度。

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王泽浚兵败被俘，成为了阶下囚被判处死刑。而他的父亲王瓒绪见大势已去，在反复犹豫之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治公，你不是曾经说过天都亮了，何必再去打湿脚呢？”

这是1949年11月，手下人对王瓒绪的劝诫，彼时的他正在四处招兵买马，做出抵抗解放的姿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家大势已去，四川的解放是历史潮流。但王瓒绪有自己的苦衷，或者说，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我无罗求雀，自知妄想，不过存之旦夕，不得不勉尽人事”

王瓒绪的回复显得十分无奈，颇有些听天由命的味道，他知道自己的抵抗是徒劳的。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纷纷宣布起义，蒋介石等人见状逃离了成都。

这对于王瓒绪来说是一个机会，此时的朱老总也写信给他，劝他放弃抵抗接受解放。

“只有起义，才有出路！”

在反复思量过之后，王瓒绪最终率领4万多人在成都和平起义，1949年12月27日成都正式和平解放。12月31日，贺龙元帅率部队进入成都，王瓒绪发文解除武装接受整编，他由“抗日将领”成为了“起义将领”。

王瓒绪的这个大动作不仅救了他自己，同时也救了他的儿子王泽浚。由于和平解放成都的缘故，王瓒绪的次子王泽浚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虽然王氏父子最终的结局如出一辙，但笔者以为，我们不能以“非黑即白”的观点去看待他们。相反，我们在理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的同时，对于他们的客观功绩也应当认可。



古人常云，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历史的深邃与伟大之处，在于启迪人的智慧。

以王氏父子充满种种矛盾的传奇人生来看，我们显然很难界定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善恶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人，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他们前进，他们也是洪流中的浪花一朵。

王瓒绪有着极其反复阴鸷的一面，工于心计的老江湖特性，使得他能够在互相厮杀的军阀混战中活下来。但同时，他又有着极为热血光明的一面，他对于民生与教育的投入是不余遗力的，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前途还是十分看重的。

事实上，王瓒绪的形象与我们想象中的并不一致，他并非是满脸横肉的武夫。相反，他总是和顺幽默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而且他对文化有着极度的向往之情。



“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幽默风趣，人称笑和尚。”

王瓒绪日常生活实际上相当朴素，他最大的爱好便是书画翰墨，当时许多著名的画家、书法家都与他有着往来。其中最有名、交往最深的，当属近代画坛上首屈一指的白石老人，虽然两人在日后交恶，但他们之间还是留下了一段佳话。

其他的如黄宾虹、黄炎培、梁漱溟等，都与王瓒绪来往密切，这些人都是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文化巨擘。除此了向这些人交流之外，王瓒绪还收藏了大量的书画作品，他在1952年将其悉数捐出。

现在的西南博物馆、三峡博物馆中，仍旧有着大量的王瓒绪的藏品，其中的不少都属于精品，这也是王瓒绪为川蜀地区做出的客观贡献。

复杂的年代造就了一批复杂的人，他们的过往已然消失在荒烟蔓草中，但他们的影响客观上依旧存在。



当我们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便从纸上跃然而出，他们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刻板。相反，他们面临着太多太多的抉择与无奈，其中的甘苦或许只有他们能够体味。任何人都不过是时代洪流中的一员，被时代裹挟着前进是历史的常态，个人的挣扎与悲喜与时代息息相关。

王瓒绪父子的一生实在是过于传奇，关于他们的是是非非，自然有后人给出评价。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它不会饶恕任何人的罪孽，也不会忘记任何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