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次拜访李济生老先生

李济生先生

文/慕津锋

李济生，1917年出生，四川成都人，巴金胞弟。曾与巴金一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先后编辑《沙汀文集》（7卷）《张天翼文集》（10卷）《巴金60年文选》、巴金杂文选《论有神》等，还译有《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巴库油田》等苏俄小说，著有《思绪滴点》《论巴金及其他》等著作。

今年年初，因工作需要，我调回征集编目部继续从事征集工作。4月中下旬，我时隔三年再次前往上海拜访上海作家及作家家属。在北京时，我便联系李国煣老师，希望这次去上海能到医院探望已经104岁的李济生老先生。国煣老师很快便回复我，因为疫情，医院除家属外不允许外人进院探视。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医院这样规定是合理的。我只得拜托国煣老师，代我问候李老，并祝他健康长寿！

现在，我认识的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已经不多了，李老是一个。虽然济生老师在上海生活70多年，但在我心中，一直认为说着一口川音的他是四川作家。对这位“老乡”，我一直很牵挂。上次见面还是2018年7月，想想我们已有三年没见了。

我最初认识济生先生，是通过馆藏书信。那时我刚入职不久，常常负责部门登记到馆作家手稿、书信工作，有时还要进库整理馆藏文献。那时，我总会不时发现一位落款为“济生”的人用毛笔在宣纸上给其他老作家写的信。在大部分信中，他都会代巴金先生问候作家，并常常向其他作家讲述巴金先生近况。我当时就感觉这位老人应该与巴金先生关系非常密切。

出于好奇，我很想去了解这位“济生”先生。当我翻阅资料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著名作家巴老（巴金）最小的胞弟，长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编审的李济生先生。年轻时，他曾先后在四川的邮局和银行供职。1942年，为帮助哥哥巴金，他加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4年，又进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任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编辑、编审。此后，编辑便成为他一生的职业。这位老人不仅编辑过作家沙汀、艾芜、茹志鹃、胡万春、克非等人的小说，还编辑出版了《沙汀文集》（7卷）《张天翼文集》（10卷），以及《巴金60年文选》《巴金传》《论有神》等与巴金有关的著作，而且还亲自翻译过《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巴库油田》等苏俄小说。他不愧是一名成绩卓著的老编辑。但即使如此，大多数人知道他却总是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弟弟”。对此，济生先生曾说过：“巴金是巴金，我是我，巴金是大作家、大名人，我是小百姓，普通的编辑，我无须以巴金的名义来抬高自己。”这句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在我的征集工作中，我曾三次有幸拜访济生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我一位安静、简单而又坚强的长者。虽然离开成都70多年，李老的乡音却从未改变。我非常喜欢听李老的川普音，四川人讲普通话既有特点，又很幽默。也许正是如此，川普音让我从心里感到与济生老师是那样的亲切与自然。

第一次拜访济生老师是在2010年。那年2月，我陪着老领导刘屏主任特地前往李老位于上海打浦路一个老小区的家中拜访。去看李老的前天晚上，主任便与李老电话联系好拜访的时间。

当我们准时走到门口，我敲了几下门，屋里有人在问：“是谁？”我在门外大声地答道：“老师，您好！我们是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昨天已跟济生老师联系好了，今天我们特地前来拜访。”很快，一位女士打开了门。她笑着说：“你们好！我是李济生女儿小瑞。父亲刚刚下楼去买菜，他一会儿就回来。走之前，他跟我说过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人上午会来，你们请进。请在客厅稍微等他一下吧。”

济生先生的客厅陈设很简单。一对老式沙发，几个旧式书橱，书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与巴金先生有关的。小瑞女士微笑地请我们坐下，她说因腿脚不太方便，所以每天都是父亲去买菜，顺便也到楼下走走。她说父亲很快就会回来。刘屏主任笑着说：“是我们约的时间太早，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小瑞女士为我们沏好水，便回屋了。我陪着主任在客厅等候李老。李老的客厅虽然陈设很简单，但有一件摆设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当时李老客厅曾贴着一幅中国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的一幅墨宝。我当时很认真地看了这幅书法。赖少其先生书法承袭黉宝子、黉龙颜、金冬心等名家，其书法有着浓郁的金石味道，常给人一种削拨苍稳之感。作为一代书法名家，赖老先生的作品在中国的书画市场早已是洛阳纸贵。可济生老先生却将这幅书法简单托裱后，直接就“糊”在了墙上，既没做成轴，也没装镜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作家这样“原汁原味”地用书法装饰客厅。李老的这份随性与洒脱，可真不一般。

当我正与刘屏主任低声商谈此幅书法时，门开了，济生先生买菜归来。他跟刘屏老师是老相识，一见面，李老便用他那浓浓的川普欢迎远道而来的老友。刘屏老师高兴地拉着李老的手说：“济生老师，好久没见了。您身体还是那样好！”

李老笑着说：“马马虎虎。这位同志怎么称呼？”

刘主任赶忙将我介绍给李老：“李老，这是我们文学馆的小慕，跟我一起做征集工作，是文学馆的青年军。他也是四川人，和您是老乡。”

我走上前，向李老伸手致意。“李老，您好！我是四川西充人”

“你好，小老乡。我是成都的。”李老用地道四川话回答我。



李济生先生

李老个头不高，虽已九十多岁，但精神矍铄，声音底气很足，身体很硬朗。这时，小瑞女士出来给李老倒了一杯水，把菜拎回了厨房。随后，李老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因为小沙发只有两个，我便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刚一落座，主任便跟李老聊起天来：“李老，我们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到上海作家协会参加吴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并接收吴强家属捐赠给我馆的吴强先生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这次冒昧拜访您，一是来看望您这位文学馆的老朋友，二来也是希望能继续征集您的珍贵资料，丰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

李老听后笑着说道：“巴老创办文学馆的初衷，就是要尽可能地收集作家资料，让这些珍贵历史资料有一个集中保管、展示、研究的地方。这几年，我虽在上海，但一直很关注文学馆的新闻。文学馆在搬入新馆后，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征集了许多作家资料，举办了很多作家活动，工作很有成效。我自己的这些资料，以后会考虑放一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你们的工作我会大力支持的。”

听李老这么说，主任非常感动，他连忙向李老表示感谢，并希望李老对文学馆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这样可以帮助文学馆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在那次见面中，李老还与刘屏主任聊到了一些上海老作家的近况。他建议我们要加大征集力度、深度，把工作尽可能地做得再细致些。因为征集是一项长期工作，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是需要时间的。李老告诫我们一定不要着急，要慢慢来。李老虽已至鲐背之年，但思维反应非常敏捷，他语速不快，但话语常给人一种气定神闲的洒脱与平淡。

在交谈中，刘屏主任也向济生先生谈到这幅装裱很有“特色”的书法。济生先生微微地笑了笑说，这是有一次赖少其先生来上海时给自己写的。自己对书法不是太懂，后来只是简单托裱了一下，就贴在客厅“装装门面”。对这些字画，自己从来都不是很在意，也不愿花费很多精力，觉得这样简单装饰也不错。

当时我很认真地跟李老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用镜框装饰一下？因为这样对书法是一种保护。南方天气很潮，尤其是冬天，直接贴在墙上，对宣纸易造成伤害。有镜框就会好很多，而且看上去效果也不错。李老笑着点头：“这个建议，值得注意。只是我岁数大了，弄这些还真是有些费劲。有机会，我会考虑此建议。”看得出来，李老是一位生性散淡，只求淡泊朴实生活的老人。他所追求的可能就是那种“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照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的人生。

这之后，因我主要是负责中西部作家的征集工作，后来也就没有再到上海出差，我与济生老师也没有再联系了。也不知这幅书法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旧模样？

第二次见济生先生，是在2015年夏天。那次去上海，我主要是与叶永烈先生商谈资料征集。当结束工作，我很想再到打浦路拜访李老。当我拨通电话，还是小瑞女士接的。当我说明来意，她告诉我李老已住医院。如果想去拜访，可跟她的姐姐李国煣联系，因为主要都是她在医院照顾父亲。这时，我才知道李老住院。挂了电话后，我马上按照小瑞老师给的电话与国煣女士联系。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徐汇区中心医院。李老住的是一个两人间的病房，病房采光很好，很干净。当我走进病房时，李老还在床上睡觉。较之五年前，李老看上去明显老了一些。我与国煣老师是初见，当我轻声与她交谈询问李老近况时，李老醒了。他看了我一眼，但并没有认出我是谁。国煣老师俯下身在他耳边大声地说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小慕来看你了，他说几年前和刘屏到家里看过你。现在刘屏退休了，主要是小慕在做征集工作。”

李老听后，笑着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到床边，握着李老的手：“李老，您好！我是小慕，刘屏主任的部下，我曾去过您家里。这次来上海，我才知道您住院了，很不好意思，我的工作没做好，您现在身体怎样？”

李老用他那浓浓的川音回答我：“人老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病，没什么大事，你还好吧？文学馆的同志们还好吧？刘屏都退休了？”

“是的，刘屏主任2013年退休的。前几天，我在单位还看见老主任。我跟他提起我要到上海出差。刘屏主任叮嘱我一定要来看看您，让我见到您时，代他向您表示问候。”

“谢谢！你回去之后，请代我谢谢刘屏。他都退休了，时间真快！当年可还都是小伙子呢。”李老笑着说。

“李老，您放心！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我这次来，刘屏主任还嘱咐我希望您能继续大力支持文学馆工作。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主任希望征集这项事业后面的人要继续做下去。我说我一定会努力做好。文学馆非常希望能征集到您的珍贵资料，您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编辑家，您为中国的文学出版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学馆很想收藏您的资料。”

李老听后，连连摆手，谦虚地说：“我只是个普通编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所说的事情，我会认真考虑，等我以后身体好些了，我会为文学馆准备些资料。”

那次，怕耽误太长时间影响济生先生休息，我与国煣老师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便与李老匆匆握手告别。

第三次拜访济生老师，是在2017年8月，那时我已准备要调往保管阅览部工作。之所以选择去上海，我还是想再去拜访一下那里的几位老作家（98岁的钱谷融、100岁的徐中玉，还有100岁的李济生老师）。到上海后，我很快与国煣老师联系，得知济生先生还是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到医院去看望济生先生。

那天一早，我先去了华东师范大学看望钱谷融先生。当我和钱老聊到一会儿要去医院看望济生老人时，钱老很关切地问：“济生还好吧？我们有很久没见了，现在人岁数大了，哪里也去不了了，这些朋友也都不知怎样？”

我告诉钱老：“济生先生住在医院已有二、三年，现在基本上是女儿国煣老师在医院陪伴，李老精神状态还是不错，每天在医院病床上看看报，聊聊天。”

“那就好，那就好。”随后。钱老叮嘱我一会儿到医院时，一定要代他问候济生先生。“我们现在身体都不行了，也出不去屋子，连打电话也少了。”

我说：“钱老，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问候带到。”

当我上午十点左右再次走进那间熟悉的病房时，国煣老师正坐在床边，李老正躺在床上看报纸。李老看上去精神很是不错。国煣老师看我进来，起身热情地招呼我，而后俯下身大声告诉李老我来看望他了。李老微笑地向我招手，我走到床边，双手握着李老的手轻声问候道：“李老，您好！又有一年没来看望您了，这次来，您精神很好啊！”

“马马虎虎吧，上海这么热的天，你还从北京过来。辛苦啦！”

“不辛苦，我刚才去看过钱谷融老师，他让我代他问候您，让您多注意身体。”

“谢谢谷融，我们很久没见了，他还好吧？”李老望着我问道。

“钱老还不错，就是瘦了些，精神状态很好。他很挂念你们这些老朋友，说现在老朋友都岁数大了，很少见面，电话也少打了。”

“人老了，是这样的。”李老微微地笑了笑。

随后，我跟李老聊起前不久我回川拜访马老（马识途）、王火等老先生的情况。李老很关心马老的近况，当我向李老讲道这位四川老友身体很好，而且还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作，他很高兴。当听我讲起这几年成都的变化，李老轻声地说道：“很久没有回四川了，上次回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看得出来，李老对四川的那份思念之情是那样的浓。但对已至百岁的他，再回故乡，谈何容易。不说老人，就是我，如果不是出差，几年我也很难回一趟家乡。

我告诉李老，我最近可能要换部门，以后征集工作会由其他同事继续来做。李老很认真地问我：“那你要去哪里？做什么呢？”

我答道：“我的新工作是去保管阅览部，去把作家及作家家属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资料进一步保管好，利用好，研究好，并做一些研究、出版工作，让作家的这些资料“活起来”、“动起来”，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李老您大力支持我的工作。”

“好啊，这项工作很有意义，这些资料要好好利用，它们很有价值，希望你能做出新的贡献。”李老认真地跟我说。

在那次见面中，我抽空和国煣老师探讨了一些巴金资料研究的话题。国煣老师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正是在李老的鼓励下，国煣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后来连续写了五篇与巴金先生有关的文章：《巴金的一页译稿》《巴金先生保存的一页半手稿》《巴金与卞之琳不曾忘记的“十年之约”》《罗淑与巴金的六封信》《师陀致巴金的一封信》。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了我的新书《大师的脚注》。

2017年8月底，因为工作原因，我没有再做征集工作，与李老的联系也非常少了。只是在与国煣老师的偶尔联系中，知道老人一直住在医院中。没想到3年后，我又回到了征集岗位。

真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这样下次去上海，我就能到医院看望李老，坐在他老人家旁边，握着他的手，和他再聊聊天。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