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我的乡村与时代

研讨会上《惊蛰》获得了广泛好评







由周克芹小说改编的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剧照







路遥小说《人生》连环画封面







杜阳林新作《惊蛰》







杜阳林

本报记者 蒋蓝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提要

在近日举办的第30届全国书博会上，四川作家杜阳林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惊蛰》引起广泛的好评和关注。

《惊蛰》的时空放置在20世纪70年代末，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少年凌云青聪慧早熟，坚强好学，但苦难却如影随形：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十年岁月，几番生死劫难与惊蛰之醒，凌云青完成了野蛮的生长。时代的列车载着倔强少年和他沉重的过去，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乡村少年凌云青人生最初的崎岖成长之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历史巨变的一个缩影。

嘉宾

杜阳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省南部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原为资深传媒人，所撰写新闻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四川新闻奖。除《惊蛰》外，著有长篇小说《步步为营》《碧海剑心》《龙鸣剑》《落凤坡》；诗集《历史的记忆》；散文集《晨风暮雨》《长风破浪渡沧海》等。

对话

用《惊蛰》向《人生》致敬

记者（以下简称记）：《惊蛰》用写实的手法，写出了同代乡村人的共同记忆。你的生活或写作，受到过路遥的《人生》、余华的《活着》影响吗？

杜阳林（以下简称杜）：路遥的《人生》和余华的《活着》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小说。

我在《惊蛰》中不仅让《人生》作为“道具”出现过，而且对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还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我愿再次向《人生》致敬。路遥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展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在社会转型期的奋斗与迷茫，他一直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种种冲突造成了人物的悲剧以及小说戏剧化的结局。高加林在爱情、事业、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结，启蒙了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同时也包括我。

《活着》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主人公福贵历尽世间沧桑磨难的一生，也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凝缩其间。当初阅读这本小说时，我脑海里不时闪现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到底什么才是“活着”呢？也许就是余华《活着》自序中所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记：凌云青身上凝聚了许多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那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对文化的向往，以及对命运的争取。这里既有你的影子，也有那个时代的精神向度。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网络词语“躺平”？

杜：现在一些年轻人选择“躺平”，我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失去了对未来的期望，也丧失了对生活的热念。如何让“躺平族”醒过来，也许需要来一场“惊蛰之醒”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下社会内卷得厉害，我们没有理由一味苛责他们，而是要给年轻人尝试的机会，给予他们宽容的时间和空间，毕竟每代人都面临每一代人的矛盾、冲突和问题，每一代人又会在一定的时机触动之下，去寻找觉醒之路……

记：“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为什么你会选用这个节气名来作小说的标题？

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对指导耕种稼穑的二十四节气，不会感到陌生。而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惊蛰”，它让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而且还富有动感。

记：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是对过往苦难生活的回望和总结、映照和反思吗？它是否还具有别样的意义？

杜：的确有回望往事、映照历史的意味在里面。对于童年及少年时代的过往，我最开始是以散文写作的方式将它们表现出来，散文贵在真实，我力求准确真实。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散文后，觉得还未得到“满足”，从那时起，我便思考能否用小说体裁来承载它们。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跨越是项挑战，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真实的过去与虚构的情节相互交织，“织出”一匹“新布”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虚”和“实”的关系，是对我的莫大挑战。如果说这部小说的写作还具有别样意义，我想应该就在这里：如何以虚构的方式来“重塑过去”，这不仅是一场“记忆之旅”，还是“反思之旅”。

展示乡村与人性的多维面目

记：置身都市的人，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是讴歌，视为田园牧歌的精神沃土；另一种则是批判、审视下的反思，如同鲁迅笔下的乡村。你如何看待你曾生活过的乡村？

杜：两种视点，不能说谁是谁非，只要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能够站在一个不偏颇的立场回望乡村，我认为都是可取的态度。

乡村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一部分，不应该仅仅具有“一张面孔，一种回响”，它应该具有丰富和纷呈的意义，而不是可以轻易定义的地方。我曾在书中看过这么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乡村世界既有比较稳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规范，又有它自身的无序性、荒诞性和不确定性。作家对它的任何单向度描写，无论是批判还是歌颂，都会产生一定的错位和差异。”所以，我希望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展示乡村与人性的多维面目，流露更加丰富多彩的情感。

记：“观龙村”是真正存在的地名吗？小说的写作历程，寄托了你怎样的感情？

杜：观龙村是虚构的村名，在川北乡村“查无此地”，但它却带着我童年生活的乡村烙印。观龙村承载着我对故土的千万种复杂情意，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我有着斩不断的深沉思绪。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物质水平低下、文明程度偏低等原因叠加，“观龙村”并不是一个纯然美好的“桃源”，即使今天再度回首，也能触摸到当时所发生事件的晦暗不公，清晰感知情感中存留的斑驳痛楚。可即使这样，我仍然牵挂它，它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在那儿走过了人生最初的崎岖成长之路。

记：小说中的“大姐”采萍，善良纯真，但命运曲折，为什么塑造这样的乡村女性形象？

杜：过去中国乡村的生活很苦，苦难的底层，恐怕还是女性群体，因为她们更弱。比如“母亲”徐秀英，她清清白白，没有犯任何过错，只因是寡妇就遭人嫌弃、谩骂甚至凌辱、殴打。作为“寡妇的孩子”，大姐采萍心疼母亲，爱护弟妹，但善良成为她的软肋，与小木匠的恋爱被人恶意挑拨，无法抵挡村里人对亲人的伤害，选择了一条最错的路，主动嫁了一个“家暴男”。将采萍推向深渊的“恶之力”有很多，除了阴谋、欺辱、蒙骗，还有她自己的懦弱和自卑。采萍的曲折命运是个性与时代的叠加效应，这样的乡村女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

“绿皮火车”与梦想

记：小说的三个部分都是坐在绿皮火车上回忆过去，“绿皮火车”在小说里反复呈现，具有明显的隐喻吧？

杜：现在的孩子大概都没见过“绿皮火车”，但对我们那一代人而言，能有机会乘坐“绿皮火车”，就象征着走上了一段让人激动不已的路途：从乡村到城市，从闭塞到开放，它就像一座架通了20世纪70年代年轻人追求梦想的桥。

云青作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人物，通过自己胼手胝足甚至血泪交加的努力，赢得一张录取通知书，拥有了走向城市的机会。今天的人们有大把机会自由流动，无论城市或乡村，都能成为栖居之地。但在云青的童年时代，这是不能想象的。云青乘坐的“绿皮火车”，不仅载着个体奔向广阔天地，它也曾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力，载着中国奔向波澜壮阔的未来。

记：《惊蛰》具有当下文学非常稀缺的一种品质：老老实实讲故事，而当下很多小说过于推崇想象与文体。你认为这样的写实之路，前景如何？

杜：《惊蛰》的小说文本里虽有我的真实经历，但也有虚构的情节，它并非是一本回忆录，即使是在处理虚构情节时，我也老老实实，选择最贴近现实的细节予以展示。这也许是一种笨拙的写实手法，却是我一贯坚持的，并且相信，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还会遇到更丰富的空间和可能性。

记：关于《惊蛰》的“酝酿”，从拥有一个最初的念头，到最后落笔成文，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杜：从开始“打腹稿”到最后结束全篇，前后大概有五六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数次推翻自己的设想，重新找寻素材，重新组织情节，再推翻，再重建……真实的记忆与虚构的人物相互交叉，历历在目的故土和刻骨铭心的情感彼此印证。有那么一段时间，创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我好像成天置身于“观龙村”，小说中的人物围绕在我身边。《惊蛰》讲了凌云青从四岁到十四岁的故事，在酝酿到成文的五六年里，我写着手里的文字，同时也“抚育”着内心一个小小的孩子，直到他成为十四岁的少年，我才放心地为小说画下最后一个句号。

延续巴蜀的乡土文学传统

记：之前《惊蛰》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非常成功，新近亮相于第30届全国书博会，也引起文坛的关注和好评。对你个人而言，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吗？

杜：《惊蛰》能拥有读者的关注是我最开心的事，我在感激之余，更多的是反省，期望能更好地沉淀，在写作上迎来提升的机会。我不敢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它的确凝聚了自己的心血。如今《惊蛰》能够面世见人，算是给自己和读者一个交代。

记：《惊蛰》延续的是巴蜀的乡土文学传统，在四川乃至乡土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了一个新的篇章。你如何看待四川的乡土文学？

杜：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关于“中国乡村”，一直是作家们重要的叙述对象。以沙汀、艾芜、李劼人、周克芹等作家为代表，四川的乡土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发轫，在中国新文学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占有不可小视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引导作家们关注乡村现实的巨大变化，用文学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和农民在生活、思想、精神、价值等多方面的巨大改变，尤其是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的转变，这是当代四川乡土文学创作的一个特质。

我认为，四川乡土文学要继承前辈优良传统，开拓未来发展之路，需要把握精准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本土民风民俗，挖掘更深层的文化底蕴，在“四川乡土文学”的大背景下，书写时代和人性的变迁。

记：你是否正在为打造新作而做准备？

杜：我接下来的小说想聚焦“新的乡村”。我想探索在乡村快速发展的道路上，人们可能遇到的新困惑，正视并研究这些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

记：除了小说创作，会涉猎别的写作领域吗？写作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杜：我对多种文学体裁都想学习和实践，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但精力和能力有限，以后会以小说创作为主。写作于我是一份爱好，而不是职业，但这种爱好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种力量，写作也让我对一些事物有了新的了解和认知，感受到了写作的快乐和苦楚，这就是写作于我的意义。

手记

2021年7月27日

《惊蛰》的故事围绕南部县观龙村展开，杜阳林之所以要在这一复杂、纷繁的空间里找到人生的答案，恰在于：他的相信！他相信有一个局势的大限，犹如他相信惊蛰之后万物乃复生。这一执念，决定了他抛弃系列叙述花招。与其说他老老实实叙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故事，不如说他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

我经常想，当红的很多小说家早已不会老老实实讲故事了，他们把“怎么讲”凌驾于“讲什么”的高空。按照西方小说函授的程式，他们把小说的十八般武艺统统上演一回！

杜阳林不过是在叙述那些卡在自己骨头缝里的痛。所以他的小说看起来一马平川，少了波澜，少了“策略”。他对母亲徐秀英的描写，是用一连串置身不幸、脱身不得、只能死命抗争的方式去描述的，没有雷鸣电闪，只有残酷命运烤逼出的一抹汗青，成为小说里通透而澄明的液体，映照着一个魍魉世界。

在很多作家笔下，那个物是人非、已经回不去的乡村，往往成为诗意栖居的净土。但杜阳林没有把观龙村描绘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没有将其绘制成山美水美人更美的乌托邦，刻骨铭心的人与事，不会随风明灭。凡是石头当要说话，唯有心者聆听。作家冷眼睨视那片乡土的蝇营狗苟，他没有淡化乡土的颟顸、算计、阴暗与落后，而是以刻骨的笔触，把那些“本已不幸却又变本加厉加剧别人不幸”的群体性格，钉在小说的天幕。这——恰是小说讲述生命故事的人性力量。

置身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杜阳林的《惊蛰》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地理空间的可感性，不抑不扬的平直叙事中，深藏一种不易察觉的冷酷与荒谬感，从而完成了对往事与乡土的一次隔空抓取。这样的写作结构方式，体现了他之于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的一种融合和创新。小说的这种线性结构，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毕竟生活并不是处处闪耀着腰线与奇迹的。奇迹，只是为那些火种不灭、摩顶接踵的人而准备。也就是说，故事的安排，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马克·吐温说：“有时候现实比小说更荒诞。虚构还要在一定的逻辑下进行，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一再标榜来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谓写作，其实也是毫无逻辑可言的，甚至与现实无关，只与个人的审美相连。在这个向度上，小说《惊蛰》反而凸显出一个作家讲好当代故事的坚实、沉潜与努力。

旁白

“我们终于实现了全面小康，告别了绝对贫困，相信我们也会有新的看历史的视角。杜阳林写《惊蛰》，他就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就写了自己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关照，我觉得这样的朴素、直觉反而有它独特的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惊蛰》的积极意义在于写苦难的经历，在苦难中表现了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

——作家刘庆邦

“1980年代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农民和青年的进城史。1980年代，我们看《陈奂生进城》，后来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进城有两拨人，一拨是受现代启蒙的人，从高加林开始……还有一拨是由于社会变革……《惊蛰》中的凌云青属于‘主动进城’的前者，他们是读过书的人，抱着一种到城里来活得更有尊严感的心态……根据杜阳林个人的经历，《惊蛰》的确是一个自叙性的小说。”

——评论家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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