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四中记载这一年的五月巳丑日(公历7月4日)清晨,在东方靠近地平的天关(金牛座)附近,出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客星”。关于这颗星的出现日期,柯林斯(George W. Collins II)等人后来又提出了另外观点:其实中国人真实目击的时间在这之前。因为1054年4月中旬,北美印第安人在岩壁上作画记录,其中新月与蟹状星云的位置正是4月11-13日的天象;远在欧洲,教皇利奥九世4月19日辞世,信众们用这样的天象为其祝福;埃及,尼罗河水位低落,饥荒袭来,一位物理学家记录了超新星爆发的事实。但估计司天监的官员们想好了,在五月巳丑申报这个客星……才是“吉兆”。
▌《帝鉴图说》之《夜止烧羊》。该图讲述宋仁宗一日深夜因“不寐而饥”,想吃烤羊肉,却“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宁可忍饥失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更多的时候,宋仁宗用“至和”作为其年号之一,代表他想和平发展的一种意愿。1038年,赵元昊率西夏二十二州宣布独立。他虽然被赐姓赵,但毫无疑问没有一丁点儿皇室血统。当时,七名赵氏青年宗室踌躇满志,要发动远征、平息叛乱。他们中有赵从式,赵世融,最引人注意的还有仁宗小时候的伴读赵世永。仁宗十动然拒,最后用外交和经济手段拖垮了对方。宋的经济底气,成都是一条主心骨。宋代川峡四路计征收56589匹官布,成都府路为554739匹,占川峡上路官布的97%(《宋会要·食货志》)。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转引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在开封之外,宋代的成都成为第二个拥有砖石路面的中国城市。车马往来,经济发达,原本的土路不足以满足城市需要了。在成都考古发现中,宋代的砖石路面呈微弧形,两边有排水沟槽。唐长安城更像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宋代开封城则与之迥然不同——长巷街市,官府、民居混杂,是相对开敞的氛围。这样的城市格局,很快从扩展到成都。“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逐渐兴起。为了管理城市中的商贾、手工业者、官宦人家,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户”设立为法定户籍,历史上出现了城市户口。而与之的配套的公共职能,令人吃惊。有宋一代,我们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支专业化的公共消防队。其队伍设备专业、组织高效,一改李唐把救火作为臣民义务的规定,做到了“不劳百姓”,体现了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大进步。中国中世纪式的坊市制、夜禁制,在晚唐、宋初之时均濒临瓦解,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而赵宋也没有像之前的李唐一样企图扭转,而是顺势而为,实行更开放的城市制度,承认临街开店与夜市的合法性,给予城市商业与市民生活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此,打破了唐代城市制度的宋代成都,才造就月月有市的如梦繁华。宋仁宗在世时,不只一次被臣僚批评“临朝渊默,垂拱仰成”,意思是,无为。但从诸葛亮到仁宗、张方平,所做的不都一样吗——let it be,让成都成为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