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老人在街头病饿而终，25年后查明：他是川陕省苏维埃主席

1960年，河西走廊的冬天来得尤为凶猛，刺骨的寒风无情地吹打着戈壁滩上稀疏的村落。酒泉有一位60来岁的老人名叫张炳南，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了水肿病，全身浮肿，有气而无力。

尽管连行动都很艰难，但为了全家人的活路，他必须要去一趟城里。在经过泉湖公园门外的街道时，他被一阵狂风掀倒在雪地里。饥饿的躯体，已经无法供应让他爬起来的力气。此时路面行人稀少，没人发现这个倒在雪地里的老人。

最终老人不幸被冻饿吞噬。亲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将他安葬在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窝里。

25年后的1985年，许多人几乎已经忘记那位面容和善的老人，他的家人也早已经从悲痛中走出来。但这一年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党史工作者和记者一波一波地找上门来打听老人生前的经历。

一位已经去世25年的老人，为何突然间成为了焦点？原来一位叫董汉河的作家因为写作关于红军西路军的书籍，到酒泉档案馆查阅相关历史文献。他在一捆捆积满灰尘的文件中无意中发现了一份《原四方面军流散人员调查登记表》。

其中一张表格就是25年去世的张炳南老人登记的。董汉河吃惊地发现，张炳南的原名叫熊国炳。



熊国炳

这个熊国炳可不是普通人，他曾连任三届川陕省苏维埃主席，那是当时全国第二大的苏区。西路军西征时，他是军政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但在当时的诸多历史文献中，都描述熊国炳牺牲于西路军战败的1937年。

1937年已经“牺牲”的熊国炳，为何会活到1960年而不被外界所知？曾经身份显赫的红军领导人物，如何会落得贫病交加的结局？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熊国炳的身世。

1899年10月，熊国炳出生于四川万源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由于家中人口较多，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熊国炳念了几年私塾就开始自力更生。他进深山开过荒地，走门串户收过山货，还抬过滑竿，与各行各业的人都打过交道，人际关系非常广泛。

由于他性格刚烈，敢于仗义执言，常为穷苦老百姓主持公道，很受老百姓的信赖，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川东地区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使得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1932年冬的一天，熊国炳正在街上卖猎物。有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找到他说要收购一些山货，熊国炳便把他带回村里住了下来。这个商人出手大方从不讨价还价，而且常常跟当地老百姓说红军在江西、湖北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当地老百姓都知道了红军是一支带领穷苦百姓翻身的队伍。那位商人确认熊国炳是一位可以信任并且苦大仇深的人后，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这位商人就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刘子才。

红军参谋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四川农村？1932年7月，敌军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围攻。鉴于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红四军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以主力2万余人向四川和陕西边界发展，建立川陕苏区。

为了解当地情况，红军派出侦查人员到川东一带侦查，并尝试与川东游击队建立联系，刘子才正是带着这个任务来到川东的。得知他的身份后，熊国炳非常高兴，提出要参加革命。

随后刘子才跟着熊国炳以贩卖皮货为掩护，活动在川东一些军事重镇。他们很快就侦查清楚了当地的群众情况、地形以及军阀的兵力部署，还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12月中，刘子才把熊国炳带回红四方面军总部，由他对川东地区情况进行了汇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红四军最终做出向四川发展的决定。随后，熊国炳又充当向导带领先遣队攻入川东北地区。



红军入川

红军入川后，熊国炳立即回到家乡组织起一支赤卫军，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工作表现出色，不久他就入了党，还在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熊国炳是一把好手。随着红军在川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接连取得胜利，根据地范围也不断扩大。熊国炳东奔西走，发动工农群众，在10多天的时间里，就在江口、阆中等6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到1933年秋，川陕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23个县（市），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600万。

熊国炳还带领群众开展工农业生产。老百姓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将余粮提供给部队。苏区也建立起许多工厂，不仅能生产部队需要弹药，还能生产许多日用品。

在两年的时间里，熊国炳先后三次当选川陕省苏维埃主席。

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惊恐，不断调集大军进行“围剿”。同时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批敌军也尾随而至，川陕革命根据地难以继续生存。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共同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熊国炳只能忍痛告别父母妻子，与队伍一起进行长征。红军撤离根据地后，被打跑的军阀、地主又纷纷回到川东，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红军家属报仇。而作为根据地重要领导人物的熊国炳更是首当其冲。

敌人将熊国炳的两个儿子杀害。妻子受伤外逃，得知两个儿子被杀后悲痛过度身亡。熊国炳的父母也多次被吊打身体留下残疾，后来躲进了深山。3个已经出嫁的妹妹也遭到严酷迫害。

长征途中的熊国炳得知家人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多么想杀回川东为家人报仇，但他也知道组织纪律不允许这样干。作为一个革命者，心中不能只有私仇，唯有取得革命胜利，才能为全天下的老百姓报仇。

悲痛中的熊国炳得到时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张庭富的鼓励和安慰。熊国炳为人正直，对党忠诚很受张廷富敬佩。而张庭富的鼓励也让熊国炳得到极大的安慰，逐渐走出黑暗。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并结为革命伴侣。



西路军领导人物

1936年10月10日，经过艰难的跋涉，红四方面军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完成长征。但是他们还来不及多休息，又要执行西征新疆的计划，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援助物资。

中央决定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负责西路军的一切事务，并任命了11位委员，熊国炳正是其中之一。

出发前，战士们斗志昂扬。因为一旦在西北边疆建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就意味着红军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武器弹药，成天被敌人追着打。

但是他们没料到的是，那是一场极为悲壮的历程。2万多人的西路军最终只有左400多人到达新疆，大多数战士牺牲或被俘。

红四军主力在西渡黄河后，渡口即被敌军封锁，从此西路军便成了孤军。河西走廊特殊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使得这一地区无法像以往那样发动群众。在这里，红军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任何补给，甚至许多人受马家军蛊惑将他们当成敌人。

渡过黄河的西路军总兵力只有2万余人，他们武器落后，人员、枪药、粮食越打越少，最惨的时候每人身上只有5发子弹。而他们面对的是马家军及地方民团13万余人，空中还有老蒋的飞机轰炸。

马家军擅长骑射，一旦发现红军踪影就倾巢而出，打不过就跑，红军却追不上。如果红军战败，他们则趁势追击，红军往往很难逃脱。这种打法让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期间的战斗异常悲壮，杀红了眼的红军战士，拿着大刀与马家军的骑兵肉搏，血流满地。



西路军浴血战斗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西路军杀入祁连山准备向东转移，这时总部能掌握的部队仅有1000多人。在石窝子附近，西路军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级会议，并决定：

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红30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红九军剩余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带领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和后勤人员与右支队一起行动。

熊国炳和妻子虽然都在右支队，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具体位置。因为行军途中他们有各自的任务，而且按照保密纪律红军领导的信息是不能随便打听的。

熊国炳把200余人的后勤人员编为战斗队，行进没多久后就遭敌军堵截。由于弹尽粮绝，大部队战士战斗到最后牺牲，熊国炳和几名战士突围后仍遭敌军骑兵阻击。途中，熊国炳的警卫中弹牺牲，他自己也被一颗子弹擦伤后脑勺栽倒在一个雪坑里。

此时，跟在队伍后面的张庭富听到熊国炳牺牲的消息，只能强忍着悲痛折回山里。她们在山中走了七八天，粮食已经吃光，脚也冻伤，不得不出山寻找粮食。不料途中被敌军发现，张庭富被俘虏。

与张庭富一样，许多被俘虏的女战士受尽马家军折磨和凌辱。随后张庭富被押到羊毛厂干活，看守中一位叫黄大明的汉族班长对她产生同情，把她救了出来。在黄大明的帮助下，张庭富在高台一带生活。由于丈夫已经“牺牲”，为了生存，她便改嫁黄大明。

其实熊国炳并没有牺牲，天黑以后他就醒过来，拖着一双冻伤的腿朝雪山下走去，在半山腰时被敌军俘虏。敌人把他关在一个裕固族头人的帐篷里审问，熊国炳没有透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坚称自己是个伙夫。

敌人看他年纪较大，穿得破破烂烂，脚也冻坏，确实很像伙夫。加上那个裕固族头人看他非常可怜，也劝几个士兵“积点阴德”。最后敌军将熊国炳放走了。

熊国炳一路乞讨来到酒泉一个农村，得到一位姓张的农民救治。为了不拖累他，熊国炳治好伤就赶到酒泉城里。当时城里贴满了告示，重金悬赏捉拿“赤匪首犯”，熊国炳的名字也在告示上。

为了积攒一点钱去找部队，熊国炳改名张炳南，白天在一家醋坊里打工，晚上躲在一间破庙里。期间他曾数次想出城去找组织，但敌人在各处道路均设立哨卡，封锁极为严密，很难通过。

出又出不去，留下来又非常危险。万般无奈之下，熊国炳与一个已有3个儿子的农妇结婚，借此掩护身份。此后，他的精力全部花在照顾这个家庭上。



宁死不屈的西路军女战士

一开始，熊国炳迫切地想找到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变得害怕见到组织。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他作为领导人之一，如何向组织交代？而且战败后，自己当过俘虏，脱离组织这么久，没有任何证人，这些经历怎么说得清？

想到这些，熊国炳彻底死心。为了生计，他带着家人到玉门一带的油田打工。此时他离前妻张庭富仅有百余里的距离，只是他们都认为彼此早已牺牲，双方始终未能见面。

1949年8月，解放军到达高台一带，张庭富找到了部队，并为解放天成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她重新入党，当上天成乡支部书记。

酒泉解放后，熊国炳看到一队队从身边走过的解放军战士，他是多么渴望再回到这个队伍。但鉴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他始终没有勇气再去找组织。

一直到1950年底，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可疑人员进行登记调查。熊国炳是外地人，来历又说不清楚，自然成了重点调查对象。此时他才不得不坦白自己的身份，找组织填了调查表格。

但当地政府正忙于各项建设，并未对熊国炳太重视，只是一次性补助了50块银元和4石麦子。熊国炳利用这笔钱开了个磨坊，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此后他还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就此落户酒泉黄草乡泉湖村。

解放后天下太平，熊国炳得知父亲还在人世。为尽孝道，他带着妻子于1959年底回到四川万源老家。想当年红军离开时，老百姓夹道欢送，他们把丈夫、儿子交给了熊国炳。几十年过去，跟熊国炳一起离开的人大部分已经牺牲。

熊国炳对父老乡亲充满了愧疚，觉得没脸再见到他们。只能悄悄跑回家，看到自己瞎眼跛脚的父亲，抱头痛哭一场。老父亲终于等到离家几十年的儿子，了却了最后的心愿，不久后便离世了。

由于妻子不习惯当地的生活，熊国炳在四川万源住了将近一年，直到1960年初秋才返回酒泉。他一直不知道，那段时间前妻张庭富也带着家人回到四川通江老家工作。

他们又一次相聚百余公里，然而仍然没有彼此的消息，只能再次擦肩而过。熊国炳回到酒泉后不久就病饿而亡。



张庭富老人

读到最后，也许很多读者都会问，在最后的岁月里，尽管生活极端困难，但熊国炳为何还是不愿去找组织？

其实在万源期间，熊国炳曾见了西路军老战友何福圣。在得知熊国炳的遭遇后，何福圣问他：“你吃了这么多苦，为什么不去找部队？西路军很多人都在北京当了大官，他们一定能为你做主。”

熊国炳说：“算了老弟，这些事情早就想开了。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兄弟牺牲了多少人，我作为领导是有责任的。况且那么多年我都没去找组织，革命胜利了再去找，他们会怎么看我？现在我年纪大了，更不能再去找他们，会让他们太为难。”

也许熊国炳一直在想当初参加革命就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到了晚年无力再为组织作贡献，又何必再给组织增添麻烦呢？所以，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却仍未向组织伸手。

熊国炳表现出的革命者的超脱精神，却让人由衷地敬佩。一个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精神会代代相传。为了纪念这位曾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人，万源在当地学校为他建造了一尊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