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山西

离开延安进入山西，太行之西有八大文化品牌：华夏之根、黄河之魂、佛教圣地、晋商家园、边塞风情、关圣故里、古建瑰宝、太行神韵。

山西被誉为华夏之根，虽是路过，但是我满怀深情，因为我的根也在这里。翻阅族谱，自我六世祖，山西洪洞迁居德州城南张家小桥，根深叶茂，繁衍生息，传至我这一代已十九世，柏（长）字辈。此行，我弄清了为什么我执着的喜欢带院的房子、诚信有义气的人和一天吃三顿都不烦的面。



古城和大院：平遥这座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的古城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古城内的街道、商店和民居都保持着传统的布局与风貌。街道呈十字形，商店铺面沿街而建。铺面结实高大，檐下绘有彩画，房梁上刻有彩雕，古色古香。铺面后的民宅全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轴线明确，布局严谨，左右对称，尊卑有序。大家族则修建二进、三进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间多用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分隔。民居院内大多装饰精美，进门通常建有砖雕照壁，檐下梁枋有木雕雀替，柱础、门柱、石鼓多用石雕装饰，在历史和文化的沉积后越发显得厚重。

乔家大院大红灯笼高高挂，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总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洞式，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誉满海内外。

关圣和晋商：喜欢读《春秋》的山西运城关二爷与山东曲阜的文圣人孔二爷相齐并肩，因其“忠、义、仁、勇”被尊为武圣；同时因不受曹操不义之财被人们奉之为发财、致富、招财进宝的保护神，与文财神对列，被称作武财神。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这固然与关二爷是山西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关二爷身上有晋商所需要的忠、义、仁、勇精神。雍正年间，晋商范毓宾包运西征大军粮米时，遭敌人抢劫，损失13万多石，这是客观事实，可以请朝廷减免部分，但范毓宾出于“诚信为本”的商德，用私财一百四十四万两补齐被劫的粮草，可见“诚信”二字在晋商心目中胜过百万两白银。



除了关公崇拜以外，山西晋商经久不衰还有一个原因，在《明史》中，有资格载入“列传”的名臣良将，山西籍共98人，其中被皇帝降罪杀戮、赐死或被奸相、权宦迫害致死的就45人，降罪下狱、削官、累死的44人，只有9人平安退休回到家乡，这些以十年寒窗苦读而“金榜题名”者，多数没有好的结果，清军入关后，更增加了民族地位的尊卑，走“学而优则仕”之途，更是雪上加霜，种种政治原因，使晋商培养其子弟，“学而优则商”。所以平遥有句俚语叫“八秀才进票号—改斜归正”，用“斜”而不用“邪”，表明不否认读书做官是正路，但其路漫长，风险太大，不如经商如意快捷。明清期间商人在山西收入和地位高于官人。清雍正二年，山西学政刘于义在给朝廷上陈条就说过：山西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县衙大堂有一幅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当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是明万历四十七年知县杨廷谟的亲笔。看来历代正直的官员都把勤政爱民，有所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为官员的首要任务，由此看来晋商的辉煌发展与当时的政府的“放管服”措施有力也有很大关系。因此也解释了平遥为什么既不靠近京都，又非战略要地，也非水陆码头，历史上也未见官方有何巨大的投资，晋商却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方法及经营模式，创造了中国金融商业史上的奇迹，尤其是在中国金融票号业由实物向信用转化期的创新带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光辉灿烂的一笔。昔日，拉运货物的车轮辗过青石大道，喧闹的声音伴着账房中算盘的拨动声，将平遥的商业一步一步推向了顶峰，创造了“大清金融第一街”和“汇通天下”的中国第一座票号“日升昌”。



刀削面和老陈醋：在山西仅吃了一顿饭，就着老陈醋品尝了与北京打卤面、山东伊府面、河南鱼焙面、四川担担面齐名的山西刀削面。碗大量足有嚼头，就如同山西一样让人回味无穷。





山西这块土地上沉积了太多的历史，让人遐思，盛唐的皇帝生于山西，强汉的战神生于山西，古代“四大美人”其二生于山西，中国历史的记录者《资治通鉴》的作者生于山西，所以我要修订在西安时引用过的话：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