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陕甘用兵与后路粮运设置

摘要：同治六年（1867）至十二年（1873），左宗棠用兵陕甘期间，重视后路粮运，整修粮道、设置粮运机构。清代镇原县档案中的公文残件，展现了左宗棠在陕甘用兵期间后路粮运的路线以及粮运机构的设置与具体运作，为还原左宗棠用兵陕甘的后路粮运保障系统提供了依据，有助于认识左宗棠成功平定陕甘乱局的原因。而此种后路粮运经验之后也被用于西征新疆，为成功收复新疆提供了后勤补给保障。

关键词：镇原县档案；左宗棠；陕甘回民起事；粮运

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时的后路粮运保障至关重要，甚至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败。清同治年间，左宗棠在陕甘用兵时尤为重视后路粮运，认为“至于进兵次第，非先将粮运办通，不能动手也”，故而其用兵陕甘期间，整修粮运路线，设置后路粮运机构，制定粮运章程，建构了一套职权清晰、体系完备的后路粮运系统，为平定西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事提供了后勤保障。

目前学界对左宗棠陕甘用兵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军事策略和善后治理，军队的后路粮运研究较少且侧重于军粮筹集与粮运机构职能。例如，秦翰才对左宗棠陕甘用兵的军粮来源、军需运道和采运机构做了相关研究，指出左宗棠军事上的成功，得益于对军需充分的准备和精细的调度。此外，秦翰才还指出粮台规模大，开支多，易为弊薮，故而左宗棠用兵主张多设局少设台。王宏志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事时办理转运的台局设置情形及负责人、转运路线及所用交通工具做了较详细研究，指出左宗棠西征军粮的供应由各台局办理，视需要而设，事完即撤。王明前主要对平定回民起事的清军粮饷的来源进行研究，认为清军粮饷的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在清廷督导下各省提供的协饷，是清军的主要饷源；二是就地筹集，在陕甘采取军事屯垦制度。另外，还指出左宗棠在陕甘用兵时以采买制度逐渐代替容易滋生腐败的粮台制度，强化对转运系统的监督管理，保障粮台系统的高效运转。以上研究以《左文襄公奏稿》《平定关陇纪略》为主要史料，受材料所限，着重于左宗棠用兵陕甘的军粮来源、粮运路线和粮运机构等方面，缺少对左宗棠用兵陕甘时后路粮运具体运作的细节化研究和认识。

庆阳市档案馆所藏清代镇原县档案中现存两份公文残件，是甘肃陇东地区为数不多的现存清同治年间的公文档案，而同治陕甘回民起事的主战场与清军后路粮运的主要路线也在庆阳、平凉一带，镇原县档案中的这两份公文残件展现了甘肃省内各州县间更细致的运粮安排，对于认识左宗棠用兵陕甘时后路粮运的具体运作，以及清政府如何平定陕甘乱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利用庆阳市档案馆藏清代镇原县档案中的两份公文残件，尝试还原左宗棠在甘肃各州县粮运的具体设置与运作，籍以管窥左宗棠在陕甘用兵的后路粮运保障系统，以及成功平定陕甘乱局的原因。

一、左宗棠平定西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事

同治五年（1866），甘肃回民军逐渐形成了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大中心。甘肃西路河州、狄道为大股甘回集聚地，东路平凉、庆阳一带亦受陕回出没影响，省城兰州与西安“仅秦州一路可通，与关外新疆更是音讯阻绝”。陕甘总督杨岳斌困守兰州，“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发布上谕，令左宗棠调补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

不久，西捻张宗禹率军入陕西潼关，在灞桥歼灭刘蓉所率的清军三十余营，围攻省城，西安一时“文报不通，粮路断绝”。此时，西捻军占据距省城约五十里的秦渡镇、花园铺一带，并分股渡渭水窜扰兴平、武功、扶风、乾州、醴泉等州县。趁此时机，退居陕甘边界董志塬的陕回重返陕西，捻回合势将成，清政府在陕甘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于是，清政府多次催促左宗棠迅赴陕督办陕甘军务，又于同治六年（1867）正月任命其为钦差大臣，令其肃清陕境后，再移师入甘。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起身赴任，同治六年（1867）分前、中、后三路由鄂入陕，六月，左宗棠到达潼关，各军亦陆续抵陕。左宗棠认为“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形，在秦为轻”，故而制定了“先捻后回”的平定策略。此时在陕西的西捻军已被刘松山军驱至渭河以北，盘旋于蒲城、富平、高陵、渭南之间。左宗棠意图在泾、洛、渭之间将西捻军歼灭，然捻军北窜，连陷延川、绥德两城，清军局势艰危。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黄河冰桥成，西捻军于二十三日渡河犯山西吉州辖境，南窜河津，左宗棠命刘松山、郭宝昌两军追剿，并于十二月亲自督军入晋助剿，先后追剿至直隶、河南、山东，同治七年（1868）六月终在各军合力会剿下于山东成功平定西捻军，留陕的西捻军余党亦被刘典与刘端冕军完全扑灭。

在平定西捻军期间，左宗棠仍分军兼顾“剿回”事宜，但其全面平定陕甘回民起事是在平捻之后。同治七年（1868）九月十三日，左宗棠抵达西安，随后平定镇靖堡，扫清陕西北山土匪，正式开始全面平定陕甘回民起事。此时捻军已被肃清，且陕甘回民起事低落。左宗棠先着手收复陕回据点董志原，当时董志原陕回屡次分股窜掠，“北路则扰及定边，东北则扰及甘泉、延安、延川，东路则扰及宜、洛、韩、郃、澄城，西南则扰及秦州、凤县”，均被清军击败。董志原陕回饥蹙日甚，屡次乞抚，皆未达成，遂纠集十八营于二月初六日倾巢东犯，屯踞正宁南、北两原及永乐堡、白吉原、宫河原一带，势将径犯邠州、三水，并力以扰秦川。经陕安道黄鼎与邠州知府刘倬云、固原提督雷正绾等分路会剿，大捷。败回折窜回营，探知清军进剿，遂于十八日集议萧金镇，并十八营为四大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留崔伟、马正和等扼守三不通断后，并分扰泾河两岸以牵缀清军。二十三日，清军分道进攻，陈义步队六营与杨世俊马队四营入荔家堡、取萧金镇西路到镇原截剿陕回，余军则均由三不通进军董志原，将董志原等处荡平，追剿败逃陕回，庆、泾各属一律肃清，随后肃清陕西全境。

同治八年（1869）五月，左宗棠抵甘肃泾州，分北、中、南三路军队用兵甘肃，北路刘松山军由定边、花马池直指灵州、金积堡；南路李耀南军由秦州取道巩昌进攻河、狄；中路左宗棠与刘典督军由兰州官道入甘。其中，南路主要为保持秦州一线饷道的畅通，中路则联络南北，便于调度，北路则是此时的主要进攻方向。

北路主要是进攻马化隆所踞的金积堡，金积堡战役从同治八年（1869）九月持续到九年（1870）十一月，历时一年之久。同治八年（1869）七月，刘松山军从花马池出发，沿路扫荡回民军各据点，九月向金积堡正式发动攻击，攻下吴忠堡。十月，左宗棠所遣各军在平固一带、灵州之南、河西地区布防，逐渐形成包围金积堡的态势，但进攻并不顺利。自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至同治九年（1870）四五月间，诸回拒战之外，又分起出窜求生路，滋扰各地，且清军接连失利，又损失了刘松山这员大将。刘锦棠接统老湘军后，连拔杜家、王洪连、郭家、马家诸坚寨。七月，夺回峡口，中路与东路构成包围之形势，诸回求抚，十一月，左宗棠同意招抚，宁灵悉定。

金积堡战役结束后，左宗棠便开始筹划进军河州，以维持甘肃东路的粮运线路。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由平凉进驻静宁，八月初二日，驰抵安定，商定由安定进军康家崖的策略，八月十三日夺据康家崖，十月初十日，渡洮河，又攻克三甲集，但太子寺之战大败。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马占鳌请降，河州收复，至此陇东、陇南肃清。同年七月，左宗棠由安定进驻兰州省城，调派各军，致力西路。左宗棠派冯邦棅前往西宁办理西宁各回求抚事宜，但因回军不愿呈缴马械，断定其乞抚之伪，故命刘锦棠、何作霖等率马步各营分别进军西宁，刘锦棠军自碾伯至小峡口，大小五十余战连获大胜，十一月，攻破小峡要隘，解西宁城围，后刘锦棠收复大通县城，陈湜等率军由河州前进，攻克巴燕戎格城。于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陈湜与刘锦棠会师，共同解决撒拉回与窜入循化厅的西宁土回，三月，收复循化厅城，西南边地肃清。

至此，只有肃州还未肃清。左宗棠于同治十年（1871）九月就派徐占彪十二营分三起赴肃州，十月、十一月间先后抵达凉州，徐占彪率部分军队先抵甘州，“赴高台填扎成禄防所”。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抵肃州，徐占彪“先据城南三十里之红水坝，遏肃回南窜之冲。一面调驻凉州之马步各营拔赴高台，会队齐进，为规取肃州之计”。徐占彪军接连攻拔塔尔湾坚巢，攻克枯树、四坝、北崖头各垒卡，迭获大胜，但始终未能攻下肃州城。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十二日左宗棠驰抵肃州，“驻营城南两里许”，筹划会攻事宜。九月回首马四出城乞抚，诸军随即入城，克复肃州。于是，陕甘全境回民起事一律肃清。

二、左宗棠用兵陕甘的后路粮运

陕甘地区生产不足，转运不便，故而在此地用兵，粮运为最急最难之事。左宗棠深刻认识到陕甘粮运的艰难，认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并基于此种认识采取了适当措施，筹划粮运路线，设置粮运机构，建立了完善的后路粮运章程和体系。

（一）后路粮运路线

陕甘素来地方荒瘠，物产非饶，且回民起事以来，人民逃亡，土地荒芜，生产格外减少，本地筹粮极难，故而左宗棠用兵陕甘时的军粮主要是从邻省采购，其中以湖北、四川较多，山西、河南次之。军粮由邻省运往陕甘大致有以下三条路线：

1.东南线：运输来自两湖的军粮。由汉口经汉水至陕西洵阳的蜀河口，然后陆运到西安，这一线亦即清雍正中运两湖米赈济陕西饥荒的故道；或“由汉江溯流而上，入甲河至陕西山阳县之漫川关，陆运至西安，以供军食”。

2.西南线：运输来自四川的军粮。汉中采米入甘转运不易，且“川北嘉陵江、白水江上下游一带，素称产米之区。四川广元、昭化两县，水道与甘肃巩、秦所辖相通”，故而左宗棠委托川省于保宁、顺庆两府设立米局采买，雇船运送至广元、昭化，换船筏，溯嘉陵江而上至“川陕边界之碧口，捨舟登陆至甘肃之文县、武都等地”，或“另雇驼骡脚夫克期运解，择地存储，甘省委员迎解军前，取携自便”。川米入秦也同样取道嘉陵江运至广元或昭化，由略阳军米局接运，过白水江，到阳平关起岸陆运，经过徽县和凤县，到宝鸡入渭河向东水运到西安。

3.东北线：左氏用兵陕北、甘北时用于运输来自陕西及关外的军粮。用兵陕北时运输来自山西的军粮是由山西永宁南渡黄河，在陕西吴堡上陆，陆运至绥德，由绥德至各地。关外的粮运则由归化城顺黄河南下，径运吴堡，再陆运至绥德，与山西粮运路线一致。用兵甘北时由于陕北运道被金积堡回军窜扰，故其军粮临时由和林格尔、归化和萨拉齐三厅递运到台梁，由山西局接运到缠金，陕西局接运到蹬口，再由甘肃局接运到宁灵一带。

这些军粮自陕入甘主要分为中、南两路：中路自西安、路泾州、平凉、静宁、会宁、安定至兰州，全程约一千四百余里。南路自西安、宝鸡、秦州、秦安至兰州，约有一千五百余里。中路在同治八年（1869）以前受回军侵扰严重，陕甘之间仅余南路一线可通。而左宗棠用兵素来谨慎，认为“饷道贵多途购运，乃免匮乏梗阻之虞”，故十分重视整修中路运粮路线。粮运中路原是甘省的主干驿道，贯通陕、甘、新三省，被称为“兰州官路”，由西安至兰州的东路驿道从“兰州兰泉驿，五十里至金县定远驿，六十里至清水驿，六十里至巩昌府安定县属秤钩驿，六十里至安定县延寿驿，六十里至西巩驿，六十里至会宁县保宁驿，九十里至青家驿（即青江驿），九十里至平凉府静宁州泾阳驿，九十里至隆德县城驿，五十里至华亭县瓦亭驿，九十里至平凉县高平驿，七十里至镇原县白水驿，七十里至泾州安定驿，五十里至瓦厅驿，五十里至西安府长武县宜禄驿止。泾州迤南，一百里至灵台县。白水驿迤南，五十里至崇信县。瓦亭驿迤北，八十里至固原州”，在左宗棠用兵陕甘时为重要粮道。这一点可以从清代镇原县档案中一份公文残件看出：

同治年间泾州直隶州为各州县驿站买补车骡的文（残件）

□□□……按现拟每站作三十辆匀派。若照旧办理，则平凉、隆德各只一站，应派车三十辆，固原站小路险，兼顾北路，应派车三十四辆，静宁两站应派车六十辆，会宁一站一夫应派车四十五辆。若分别办理，则青江驲向归会宁经管，除平、固、隆德共派车九十四辆外，静宁只应派车三十辆，尚余车二十九辆，一概拨交会宁，合原数四十六辆，足成七十五辆之数，由该县分驻青江及在城两驲派人经管接运。似此车辆派拨均匀，州县若有专责，此后挽运紧急，亦不致藉口，有何可不，敬乞裁示。至各属短解少办各车，微论地方瘠苦异常，万难补额，即庆阳一处言之，当办车时，职道由厘金项下借垫银一千余两，迭此提摧，迄今未□回覆。此项华亭、隆德、化平、崇信四属短解少办车辆，应请邀免补缴，出自宪恩。

一、此次倒毙车骡七十一头，□数甚巨，地方元气未复，无款可筹。若发价责成州县买补，窃恐奉行不善，各以疲弱充数。应遵宪谕，饬驻陕局就近挑买口轻膔壮骡七十一头，解交职道，分拨各州县照旧补足，下不据以为例，仍饬承领具报备所需买价，俟陕局开报，由平凉厘金项下照拨归款。此次既经买补，饬令遵照宪议定章，按月据实造报司局巡道稽核，年终汇总造销。遇有倒毙，即照满年十成准倒成半，每匹给价十二两之例，随时由军需项下请款买补。若倒毙浮于定章，责令该印官赔补，以示限制。

一、车头夫役应遵宪议，责成各牧令慎选里绅经管押运，庶期喂养有法，劳逸均匀。核定每处选用里绅二名，每名由军需项下开报，月给工食钱四千文，俾免枵腹误事。州县随时察核，视牲畜之壮弱为赏罚。夫役如不得力，由该绅禀请革换。军需事关紧要，即以此项差务定为考成，由道府随时查察。其地方官经理切实，倒毙不及成数者，分别计功次数准抵寻常记过次数，寻常无过者则汇功请奖，其玩泄贻误及倒毙过多者，除责令赔补外，分别禀请记过撤参。如此则上下咸知儆畏，利害切身，必不敢再有疏忽。

□□□……报陆续倒骡十二头，折少车六辆，现存车四十四辆；会宁县原派车四十辆，又加拨车六辆，共有车四十六辆，除许令手内病倒弊短交骡九头、邓任内此次查报陆续倒骡十一头，共折少车十辆，现存车三十六辆；安定县原派双套车四十辆，除此次查报陆续倒骡六头，共折少车三辆，现存车三十七辆，以上共实存车二百四十四辆。今将倒弊骡七十一头，赶紧买足，合双套车三十五辆，□统计二百七十九辆，仍符原派数目。职道查自设车以来，泾州、安定办理尚无贻误，缘其民归业甚早□□□……

虽无法确定这份公文残件的具体年份，但根据文中“地方元气未复，无款可筹”“驻陕局”“军需事关紧要”等文字，可以推断这份公文应发生于同治八年（1869）庆、泾一带肃清之后，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平定甘肃回民起事之前，公文记载了泾州直隶州为各州县驿站匀派车辆、买补车骡一事。

通过这份公文可看出，平凉至安定一线的驿道此时承担着运递军需、输送军粮的任务，这一线粮运台站依托于州县驿站而设，由州县官专管，负责收发粮石，散给脚价。而“州县管辖地方远近冲僻不等，如有所辖地方袤广，必须安设数站”，公文中静宁设有两站应缘于此。粮运中路的粮运台站车骡买补由各州县负责，但因各州县元气未复，无力买补，故令驻陕军需局就近挑买解交职道，分拨给各州县，所需费用则由平凉厘金项下照拨归款，并令道府随时查察，及时买补车骡，以保证军粮运输的畅通。

粮运台站内负责经管押运的有车头夫役，由各处选出两名里绅担任，每名每月由军需项下给工食银四千文。道府州县各级官员也对粮运台站实行严密的监督，并将牲畜的经管押运定为州县官的考成。由此可见，左宗棠用兵陕甘时对后路粮运十分重视，将粮运相关任务纳入到了官员的考成标准中，而后路粮运的严密章程和适时变通则是左宗棠平定陕甘时后勤补给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后路粮运的机构设置及实际运作

为了保障粮运的顺利，左宗棠还设置了一系列后路粮运机构。陕甘境外，左宗棠于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收储粮饷军需，制备器械，随时接济。在襄阳设水陆转运总局，潼关与荆紫关各设陆运分局，协助转运事宜。陕甘境内则保留原设于西安的甘肃后路粮台，专司协饷之总汇，改设之秦安粮台，则就近转输川、湖饷米。同治七年（1868），在陕西省城设驻陕军需局，总揽军饷、军粮、军火之收支与转运。同治八年（1869），在西安设西征粮台，“专任向各省关催解协饷，并为协饷得专折奏事”。又在产粮各地，设采运局。在平凉等处设督催局，督催转运事宜。各军行进则按需设立转运局，负责军粮转运。

这些后路粮运机构的具体运作可从以下这份镇原县公文档案看出：

钦差□□□……

现由安定进康家崖，后路转运关重，各车骡缺乏料豆，就静宁、庄浪一带采买，仍属不敷接济，应饬隆德、瓦亭、平凉、泾州、乾州各该转运局，拨解大批料豆，递运静宁粮局，以应亟需。其乾州民车过站运静宁者，自瓦亭以西，骡只需用料草，准照《官车骡章程》支给，并不扣价，该车夫愿赴前途装运者，车辆不拘多少。惟后路各局存料已未必多，应用驻陕军需局将前次购[买]料豆灌运乾局，接递前进。其灵台、镇原、宁州、泾州采买项下有无存储料豆，亦应由平凉督催局魏道转饬，尽数发运，并飞饬瓦亭、平凉各局，将现存料豆先行发运具报，违者重究。除传催外，合行由六百里札催。为此札仰该道即便遵照，军需万紧，毋稍延误，仍将遵办情形先行飞速申报等因。奉□□□……

这份公文记载的是安定进康家崖期间，负责后路粮运的车骡缺乏料豆，各局采买、转运一事。据《左宗棠全集·奏稿》中《分路进剿大胜夺据康家岩要隘折》的记载，左宗棠于八月初二驰抵安定，商定由安定两路合进康家崖，至八月十三日夺据康家崖，因而可判断这份公文产生的时间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初二至八月十三日之间。

料豆，即用于喂养军中役畜的一种草料，陕甘地区以豌豆和青豆为主。军队所需料豆等草料，一般临时于附近州县调拨，若遇军情紧急或运粮不便等情况，也会就近采买。左军由安定进康家崖，各车骡缺乏料豆即由临近的隆德、瓦亭、平凉、泾州、乾州各转运局承担拨解递运的任务，将各局所储料豆运至静宁粮局。静宁粮局是清军进军河州时重要的后路粮运机构，负责存储转运军粮。同治九年（1870）六月，收复狄道州城后，左宗棠命“徐文秀拨四营，由静宁延扎会宁。一面修治兰州大道，以利挽运，一面转运军粮、子药，储存静宁州城，以便取携”，为收复河州做准备，静宁粮局便设置于此时。此次运解采取的方式是民运，并且鼓励车夫运往前线装运。民运脚价通常为每一百斤，历一百里，给车脚银四钱，驼骡脚银三钱。运往静宁的乾州民车，在瓦亭以西，骡只所用料草照《官车骡章程》支给，即“骡马每只日支料六斤，草十五斤，又月支饮水、歇店、灯油银四钱”。

除了从邻近的转运局拨解外，此次还从驻陕军需局调拨料豆，由乾州转运局负责转运，采取接递前进的方式。接递前进，或称层递接运、分起搬运等，即由各转运局分别做短距离的转运，以减少人力畜力的损失，便于稽查。左宗棠认为：“运粮之法，长运不如短运。”故其用兵陕甘期间的粮运多采取层递接运之法。另外，此次拨解料豆还令平凉督催局督催转运事宜，飞饬瓦亭、平凉各转运局将现存料豆先行发运具报，并转饬灵台、镇原、宁州、泾州将采买项下存储料豆尽数发运。此次转运料豆，驻陕军需局、督催局、粮局、转运局等粮运机构职权明晰、各司其职，展现了后路粮运机构的具体运作细节，表明左宗棠用兵陕甘期间形成了一个制度严明、体系完备的后路粮运系统。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平定陕甘回民起事后，左宗棠着手筹备出关的饷粮转运事宜，将其用兵陕甘时的后路粮运经验应用于收复新疆。后路粮运机构的设置方面，左宗棠于肃州设立总粮台，于安西、哈密、巴里坤设立分台，统筹军粮的采买转运全局，还于归化、包头、宁夏等地设立采运局，承担购买转运军粮的任务。而在关外粮运路线方面，出关前期军队军粮主要以西路粮道转运，即从凉州经甘州、肃州、安西州至古城。此线路运费高昂且左宗棠素来认为用兵作战应“多筹运道，以备不虞”，故而其在北路开辟了新的粮运路线，一线由归化、包头经乌里雅苏台运至巴里坤、古城，另一线则从宁夏北上经乌里雅苏台，并入归化、包头一线运至巴里坤、古城等地。此外，左宗棠还从俄商手中购买粮食，与索思诺福斯齐订立合约，约定光绪元年年内运至古城两百万斤，次年开春运足三百万斤，以此作为收复新疆期间的军粮补充。在军粮的运输方式上，左宗棠仍然采取层递接运的方式，改长途运输为短途，并根据不同的路况采用不同的运输工具，如“由甘入肃，由肃运安西，均用车驮；由安西运哈密，运巴里坤，均用驼只”。在收复新疆期间，左宗棠吸收借鉴了用兵陕甘期间的后路粮运经验，并因地制宜进行变通和运用，展现了左宗棠其人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和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也为胜利收复新疆提供了完善的后勤保障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结语

左宗棠自同治五年（1866年）担任陕甘总督起，用兵陕甘，先后平定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事。陕甘素来贫瘠且交通不便，故而后路军粮转运等后勤保障问题成为左宗棠用兵陕甘的关键所在。用兵陕甘期间，左宗棠从东南、西南、东北三条路线向陕甘运输军粮，维护并整修南路、中路两条由陕入甘的粮运路线，设置了驻陕军需局、粮台、督催局、粮局、转运局、采运局等后路粮运机构。镇原县档案中两份公文残件展现了左宗棠用兵陕甘期间后路粮运的路线和粮运机构的具体运作。被称为“兰州官路”的甘省主干驿道，成为陕甘粮运的重要路线，沿线粮运台站派车运输军粮。左军由安定进康家崖期间，各后路粮运机构职责分明，驻陕军需局分配拨解，平凉督催局饬令督催转运，各转运局层递接运，将前线所需料豆运解至静宁粮局。左宗棠用兵陕甘期间重视后路粮运问题，制定了严密的粮运章程，形成了职权清晰、体系完备的后路粮运系统，这些为左宗棠陕甘用兵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成为左宗棠军成功平定陕甘乱局的重要原因，也为左宗棠西进收复新疆提供了后路粮运经验。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黄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