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商贩捡到4岁小女孩，看报发现其真实身份，吓得马上报警

重庆一个女商贩在街上捡到一小女孩，看报纸后才发现女孩的真实身份，吓的商贩连忙上报政府。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一名女商贩正推着车在青年路街口卖橘子，一个灰头土脸的的女孩出现在她眼前，只见她一身的泥土和草渣子，浑身脏兮兮的。

女孩站在摊位面前，眼巴巴地盯着车上的橘子，不停地咽口水，看样子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直到女商贩准备收摊时，女孩也没离开。女商贩不禁好奇：便问道，小姑娘，你是谁家的娃娃呀？小女孩胆怯地回答，我叫小波，我的妈妈和弟弟都找不到了。原来，女孩是与家人走散了。女商贩见小女孩十分可怜，于心不忍，便将小女孩带回了家照顾。



女商贩名叫王素珍，将女孩带回家安顿好以后，她也在尽力帮女孩找家人。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听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准备炸掉重庆，到处人心惶惶。无奈之下，大家都躲到了防空洞里。后来，重庆解放后，王素珍又开始重新帮女孩寻找家人。她猜测女孩的父母也许会回到与女儿失散的地方寻找，便一直在那里摆摊。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天，王素珍在摆摊的时候，发现了墙上贴着的公报，走上前一看，上面是一则寻人启事。里面描述的，正是小女孩的模样，于是她赶紧报了警。警察也急忙联系了女孩的母亲，就这样，一家人最终团聚在一起。王素珍也从女孩母亲的口中知道了他们之前的遭遇，在场的所有人听完后，也都纷纷流下了眼泪。

小波的母亲名叫郭德贤，出生在1942年的重庆云阳，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中，从小就一直接受着最先进最高等的教育。在她12岁那年，她的哥哥从上海回到老家，与老师筹划武装起义，并把秘密联络点定在了家中。深受哥哥的影响，郭德贤参加革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后来的起义失败中，哥哥的老师被日军残忍杀害，就更加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决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都掀起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当时的郭德贤正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她的心中一直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因此她积极参加进步团体自治会，自告奋勇地走在街头最前端，组织同学抗议游行运动，同时还为前线杀敌的将士们募捐。由于郭德贤表现突出，年仅15岁的郭德贤，就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以后，郭德贤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战斗。因为革命活动中需要抛头露面，所以郭德贤很快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在任的云阳县委书记的彭咏梧收到情报后，立即命令郭德贤转移地点。可郭德贤的母亲却在那时身染恶疾，将不久于人世，孝顺的郭德贤想等到母亲去世后再撤退，彭咏梧便给了她三天时间。母亲去世后，郭德贤就被转移到了万县工作。那年夏天，郭德贤也认识了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蒲华辅，还与他结了婚。婚后的郭德贤跟随丈夫去四川泸州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意图反共，国共的矛盾日益激化，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迫害我党的革命人士和地下党员，川西党组织了受到严重的重创。



到了年底，组织上安排郭德贤以家庭妇女的身份，调到四川成都从事地下工作。主要负责传递上级指示以及文件的保管。就这样，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1月。在这期间，郭德贤分别为丈夫蒲华辅生下了儿子小可和女儿小波。但当时郭德贤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再加上当时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因此两个孩子都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况。尽管条件万分艰苦，郭德贤也没有放弃这份特殊的工作。

1947年，组织收到消息，国民党下令逮捕地下党员萧华清，于是组织上便立即安排他撤离。可这时萧华清的家人却遇到了很大的生活困难，需要钱。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郭德贤的身上。那时，萧华清的女儿还在女子中学念书，因为长期住校，所以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一天，萧华清正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一个外穿大衣，身穿旗袍的女人将她叫了出来，把钱交给了她，便转身就走了，只留下一句话，钱是党给的。直至解放后她才知道，原来那时的郭德贤是冒着生命危险来送钱的，知道真相后得她，更是对郭德贤充满感激。



由于当时形势严峻，同志们没有开会地方，非常容易暴露身份，十分危险。为了保证同志们开会的安全，郭德贤把开会地点定在了自己的家里。不仅照顾大家，洗衣做饭，还管理经费。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云贵川地区大肆的逮捕共产党员。许多人禁不住严刑拷打，投靠了敌军。郭德贤的丈夫蒲华辅也在其中，背叛了组织，也因此暴露了郭德贤的身份，特委机关也随之遭到破坏。

蒲华府被抓的当天晚上，几个特务就冲进了郭德贤家的大门，幸好郭德贤赶在敌人进屋前，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特务进屋后就开始乱翻，两个孩子被吓坏了，躲在郭德贤的怀里。特务搜查了一圈后，却什么也没找到，愤怒之下囚禁了母子三人。随即又安排了几个特务守在门口，监视他们，想利用她钓出到剩余的地下党。一想到第二天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要到她家里开会，郭德贤急的一夜未眠。到了第二天早上，门口就只留下来两个特务，郭德贤以帮助自己给两个孩子穿衣服为由，叫来了隔壁邻居丘嫂，并悄悄叮嘱她去找马识途报信。丘嫂就趁着买菜的机会，赶去向马识途通风报信，这才使马识途成功逃离，还转移了其他同志。郭德贤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组织和同志，保卫了党的机密。



1949年1月下旬，郭德贤和两个孩子被押送到重庆，然后就被关进了渣滓洞。渣滓洞有一人多高，四周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草丛，非常阴森可怕，周围还都是国民党的岗哨。没过多久，郭德贤就同一些地下党一起，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看守所。而罗广斌等人也关押在这里。罗广斌也是《红岩》的创作者之一。狱中条件虽十分艰苦，却并未消沉郭德贤的意志，她反而积极组织革命之士，努力与敌人作斗争。

1949年10月1日，胜利的消息就已经传遍全国，尽管那时的重庆还没解放。郭德贤和罗广斌等人都很激动，迫于无奈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也只能默默高兴。随着战场上的胜利不断，国军反动派也开始显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他们开始在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清理工作，大家的内心也十分惶恐。虽然郭德贤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一想到眼前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就十分不舍。她根本不畏惧死亡，只是担心的是两个小孩，才三四岁就要牺牲，她跪下恳求，宁可多打自己几枪，也要保住孩子的性命。可这些特务们哪里听她的恳请，他们早已嗜血成性，嘴里还不停地叫嚣着要杀光所有人。



就在郭德贤绝望之际，看守员杨钦典良心发现，偷偷放了他们，也保住了狱中的罗广斌。郭德贤等人也成功越狱，最终两个孩子也都平安无事。可糟糕的是，郭德贤的女儿却在分散逃跑的时候不幸走丢了。好在一名国民党士兵发现了她，看着单纯年幼的小波，士兵心生怜悯没有杀她，只是将她放在重庆城里，让她自己逃命去了。后来小波就被善良的女商贩王素珍收留，这才活了下来。

当王素珍知道这个四岁的小女孩竟是渣滓洞的幸存者，她急忙联系警察，并把孩子亲自送到郭德贤的跟前。郭德贤对王素珍感激不已，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郭德贤向党组织申请，给王素珍十块银元，并且给她家每人送一套崭新的军棉大衣。从那以后，两家人的关系处的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一来往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