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蜀道是天堑？西周甚至更早，四川已与关中有交流

徐良高观察周原出土青铜器（受访者供图）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都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蜀出发的难度，远超过现代人的想像。但是，在周原遗址1976年出土的西周初年凤雏甲骨文中，却赫然出现了“伐蜀”“克蜀”的字样。距离周原遗址很近的（弓鱼）（合为一个字，读作yú）国墓地，同样出土了具有典型蜀文化特色的器物。

在西周时期，蜀究竟与中原地区有没有交流？这种交流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是否有被证实？封面新闻记者邀请参与周原遗址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进行解读，他告诉记者：“很多人都以为蜀道是天堑，难以跨越，其实不是。从新石器文化时代，四川与关中可能就有联系了。这种联系到了周代更多。无论是从文献、考古，还是从金文（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上，我们都能看到。”



（弓鱼）国出土青铜人像（图源网络）

曾参与周人伐商决胜之战

褒斜道、子午道可能为出蜀通道

除了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出现“蜀”的字样外，徐良高说，《尚书》中也明确记载了蜀与周的往来。根据《尚书·牧誓》记载，在周人伐商的决胜战牧野之战中，一共有八支来自其他国家的军队参与其中，它们分别是“庸、蜀、羌、微、髳、卢、彭、僰八国，皆蛮夷戎狄”。“蜀”位列其中。《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虽然此“蜀”是否四川盆地内的古蜀，一些学者另有见解，但是也有学者基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提出，“前歌后舞”或许就与蜀地的巫神文化有关，它的实质是一种威慑敌人的方式。由此，从侧面证明，此“蜀”或是位于四川地区的古蜀。

“早期蜀文化的一支，可能跟周人关系比较好，就参加了伐商的战争。这些人被周安排或者自愿选择，定居到宝鸡这个地方，距离周原非常近。因此这个地方出土了很多有着典型蜀文化特征的文物，比如有两个青铜人像，就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很相近。”

这两尊青铜人像出土的地方，就是周原遗址附近的（弓鱼）国墓地。（弓鱼）国墓地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这里是陕西的西南部，分隔四川与陕西的秦岭北麓。而根据徐良高的介绍，在秦岭有着多条古道，自古便是连接关中地区与蜀地的通道，例如褒斜道和子午道。



周原凤雏建筑基址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褒斜之道，夏禹发之。”褒斜道因其北入口在眉县斜谷口，南出口在汉中褒谷，故称褒斜道。子午道出现时间稍晚一些，“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根据东汉的摩崖石刻《石门颂》的记载，当年汉高祖刘邦接受项羽之封，前往汉中时，经由的便是子午道。在徐良高看来，这也许就是当年蜀人出川，或是中原地区通往蜀中的一个途径。

必备的交通条件增强了蜀与中原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徐良高说道：“（弓鱼）国墓地属于大范围的王畿（周王直接控制区）范围内，它出土的兵器如三角援铜戈，都可以看到很多有典型蜀文化特色的东西。很多人认为那是周与蜀地文化交流的典型，我也很赞同。”



三星堆金杖（图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弓”“鱼”与三星堆遥相呼应

或曾与周王室家族成员联姻

（弓鱼）国的“（弓鱼）”，左边一个“弓”，右边一个“鱼”，组成了一个合字。而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金杖上，同样出现了鱼以及类似于弓箭的造型。

三星堆金杖于1980年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是目前已出土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内部原本的木杖已经炭化，出土时仅存包裹木杖的金皮。在金杖的一端，有三组图案，其中的两组，均是两背相对的鸟和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因为这样的“巧合”，（弓鱼）国墓地的主人被认为可能来自蜀地。

在（弓鱼）国出土的青铜器上，明确地记载着，这位可能来自蜀地的（弓鱼）伯，有着一名妻叫做“井姬”。根据文献记载，井国是周朝姬姓诸侯之一，与周王室的关系密切。可以推断，这是一名来自姬姓的周王室家族成员。

茹家庄墓地共有多座大型墓葬，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据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属于（弓鱼）伯。器物的形制显示，其年代大约在穆王时期。这一座墓葬的东侧，还有另外一座墓室，与（弓鱼）伯墓葬属于异穴合葬墓。在这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刻着“（弓鱼）伯匄井姬用盂鍇”，大意为该器物由（弓鱼）伯为井姬制作，可见该墓葬属于（弓鱼）伯的夫人井姬。



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图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井国是周朝姬姓受封诸侯国之一，与周王室的关系密切。（弓鱼）国与井国的通婚，或许也就体现了西周对各诸侯国的管理态度和方式。“如果我们承认（弓鱼）国是蜀文化到北方，或者到关中的一支，那（弓鱼）国墓地就是典型的姬姓与非姬姓联姻的反映。这是更典型、更密切的联系。”徐良高这样解释（弓鱼）伯与井姬联姻背后的意义。

关于（弓鱼）国的研究，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这一支神秘的部族，并没有文献的记载，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弓鱼）国究竟是来自四川盆地的蜀地，还是来自汉中，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弓鱼）国的存在，或许已经说明了蜀和周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甚至是联姻的关系。

“还有若干个遗址，比如陕西凤县龙口遗址中，既可以看到蜀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也可以看到周人的陶器。在这些遗址里，我们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地文化沟通的脉络。早期没有太多的文献记载，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我想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比较清楚的证据呈现，两地的联系应该是存在的。”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或许能够弥补我们对于先人的追寻和发问。这种不断探寻的精神，是国人自古就有的。就像蜀道再难，也挡不住蜀人出川的决心；蜀道再险，也阻挡不了，溪流汇向中华文明之大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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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这两个字，古意是什么呢？蜀字里面，有个虫字，虫的古意又是什么呢？蚕的古意，又是什么呢？

只要不与苏美尔人甚至是古埃及人有联系，我全都认可。

与作者商榷。商以前，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当然包括关中地区)的交流，不是通过长江流域或战国后形成的蜀道联系的，因为中间隔着一个现川北至川东的古巴文明，从现有广汉巴中达州重庆一线许多巴遗址出土文物，古巴文明是非常原始落后的文明，根据文明传播衰减论，说明阻隔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间的古巴文明也是封闭的。哪么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传播线路，只能是沿岷江上溯到黄河上游与中原文明发生交汇，禹就是沿这条路线带领部族来到中原的(禹地位于今汶川，在都江堰至汶川路上还有硕大纪念像)。

四川与关中自古交流频繁,甚至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

甲骨文出现二十来个“蜀”形，根据占卜内容，地望离殷墟距离不会远，甚至有山东的“蜀”。
总之，非四川的“蜀”。
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蜀”，在牧誓八国中。
要想把三星堆的古蜀与文献中武王克商的“蜀”建立起一条链来，考古学者和文献史学，恐怕恨少会有人作这个自欺欺人的结论。
周原发现的蜀，与牧誓八国同为周人记录的蜀。“得巴蜀之师”是后人的“层累”说法，不足采信。
弓鱼国的线索，相对靠谱些。
此文提出这种联系，是一个方向，如果能找到或者发现证据链，说不定就有了突破。
虽然传世文献无任何记载，弓鱼国金文，却是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我以前看到过一种观点，说三星堆鱼凫王朝就是由“弓鱼”族群与箭鱼族群联合执权，并且在年代上的承前启后很明晰。民间有高人？
只是，缺乏证据链。

伏羲，黄帝，颛顼，大禹等等都在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