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化西路古蜀道(二)

昭化古城。张海摄



“化险为夷”摩崖石刻。

昭化西路驿道开通后，南来北往，车马盈途载道。由于此段道路翻山越岭，地质情况复杂，多受洪水等自然灾害侵袭。地方政府承担了培修的重要任务。邑令领衔修路，代不乏人；民间参与修补，共襄善举。惜时久世移，事多未传。清咸丰同治以来，社会动荡，近百年不曾修县志，好多修补资料都湮灭失传，实有遗珠之憾。

壹
持续培修煞费心

李元《昭化县志·县令》载，县令孔毓德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任县令，任职期间正值兵燹过后，百废待兴，除修县署、文庙等外，“而驿路险阻之碍行旅者，率士民修之，东至五里垭，西至孔道新，咸歌坦路矣。”
雍正年间，县令孟照曾平治道路，居民为颂善政作《治平道路诗》:“蜀道连云险若何，牛头山顶蔚藤萝。谁开天险五丁使，白马骄嘶振策过。”民众把开辟道路的先驱者称作“五丁”的使者。
道光《重修昭化县志·职官》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典史戴廷珪“莅事精勤，劝捐修路，改建天雄关庙宇。其路由榆钱树至七里坡。督工修理，寒暑不间。创修捕署，丝毫不茍。又于倚虹亭外手植柏树数百株，今已成荫。士民立有去思碑。”
承前继后，不遗余力。大朝罗家山“化险为夷”摩崖石刻凿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道路东侧的石壁上，壁面高2.15米，宽1米，字径0.41米，竖行楷体大字，落款题记为:“培修道路，李大老爷邑贤侯德政，光绪戊子春，六里士庶公立，谷旦。”变险阻为平坦。落款记载了道路培修的组织者是邑侯李大老爷，当地人为其刻碑记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修路碑记》记录了天雄关培修道路的境况。额圆身方，宽87厘米，高160厘米，厚10厘米。额刻“修路碑记”四字，碑身表面酥粉严重，下三分之一已无字口。前有序言六列，有“通甘陕，为蜀北之冲”等句，接着列各级官员八列，各里首事九列，后面是总收入、总支出及落款时间。可惜十之八九不能辨识，但从碑文遗存的信息看，可谓官方主导，各界广泛捐银助力。
道光十七年(1837年)，《培修功果碑》记载了由官员捐俸培修的事迹。额圆身方，宽83厘米，高189厘米，厚11厘米。碑面列无数捐资人姓名及数额，字口浅，大多不识。中间一列刻字稍大，“太子太保陕甘总督部堂杨……太子少保四川总督部堂鄂捐银二两”。下款时间，“大清道光十七年孟夏月望十日”。勒碑既肯定了捐资者的义行，也见证了培修道路的良苦用心。

贰
民众积极参与修路

乾隆已丑年(1769年)，常纪在西充任上得到充分信任。“己丑初冬，大府以道路崎岖，檄饬平治，命予协董其事。”(《爱吟草·牛头山送宋简州夜归记》)由于大小金川地方叛乱，朝廷派兵前往平定，车马盈道，星夜兼程。光绪年间，西安知县绵州吴朝品过蜀道深感修治艰辛，并作颂治蜀道诗，其序云:“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川督李世杰自七盘关至武侯坡修治道路四百余里，诗以颂之。”赞颂修治蜀道之功绩。南栈荡平，亦如北栈，公私便利，南北通达，其平治之功不可没。
在民间，修桥补路被民众奉为行善积德广种福田的举措。驿路过境内的民众，更是自觉培护，珍爱有加。遇到水毁垮塌、路面石板破碎、泥石阻碍等，都义务疏通培补。道光《重修昭化县志·人物志·流寓》载:“国朝王道人，善凿石，有以宫室碑坊请者，辞弗就，务修路济人。所修皆钜工，遇巉崖之阻行旅者，躬丐于里人，日供三合米食之，不取值。”王道人数十年在蜀道上凿石修路，不取报酬，甚至连其儿子来跪请归里，也未回去，“终老石工”修路济人，可谓痴心不改。
过擦耳岩，有一东西走向的平桥，一墩两孔，名为“寡妇桥”。传说一寡妇为修来世，积终身之银募修而成。桥面共由六块长方形青石板相接而成，共三行。桥栏已不存。修桥寡妇的姓氏湮没无闻。县志不载，当是咸丰同治以后的事。其中偏西中间的一块石板于1981年被洪水冲毁后，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出力换补了一块更结实的。石桥已供行人过了三百多年，众人拾柴，同襄义举，晚清至民国时期，沿途的任、姜、杨、王、罗、仲诸姓人等，都积极参与道路培修，难以尽述。

叁
驿传铺递保通行

驿传与铺递，是供行旅投宿歇息的重要配套设施。昭化古城至剑门关几近六十里，且是高山深谷的山路。晓行夜宿，人马疲惫。林荒人稀，虎狼出没。为切实解决行役商旅歇店投宿之需，地方政府奉令加大铺递公署等建设，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请“设昭化驿于县城，而塘铺以次移建，东通广元，西达剑州。”昭化西路设“县门、天雄、新铺、竹垭、大木、高庙”凡六铺。“通京驿道谓之极冲，凡八铺，每铺置司兵四名，共三十二名。每名岁支工食银六两，共银一百九十二两，遇闰每名岁加银五钱，共银十六两，按季赴司库请领。”县志记载，“曰县门铺下接天雄铺十里，曰天雄铺下接新铺十里，曰新铺下接竹垭铺十里，曰竹垭铺下接大木铺十里，曰大木铺下接高庙铺十里，曰高庙铺系昭剑分界处，下接剑州七里坡。”十里一铺，歇脚饮马，起始相递，接力以行。
道光四年(1824年)，山东峄县贡生张素含赴隆昌行走于这段蜀道。他记载:“过天雄关，折而西行，北望龙安诸山，如夏云奇峰，横折天际。而自顾所履，犹在龙安诸峰之上；下视涧底，皆隐作深黑色。山之高去平地不知几千里，扪参历斗，古人岂欺我哉!”(《蜀程纪略》)所记正是天雄关、新铺、竹垭子一段之状况。高路入云，手可摘星，放眼天际，众山匍匐。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成都的驿路正式改道，大木树设为“铺”，成为通京驿道上的要冲，置四名兵士把守。“铺”自元代始设。“元制，设急铺递，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元史·兵志四》)最初的“铺”比较简易，可以叫做临时接待站。大木树成为正式驿道上的关节点后，逐渐升级建成有规模的驿站。《重修昭化县志》载:“大木树地属昭化，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初设驿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木树塘置马兵三名，步兵三名。负责文书邸报递送和安全。道光《重修昭化县志·舆地志·疆域》载，自天雄关“五里梅青垭；五里新铺，有塘房;五里竹垭子，有塘房；五里白卫溪，俗名王家河；五里大木树铺，在人头山之鹿，驿路腰站。”大木树是昭化至剑门关驿道上的“腰店子”，与正规化的驿站是略有区别的。按例“本县驿站马二十四匹，马夫十二名。大木树腰站马十二匹，夫六名。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因川陕接壤，而神宣驿以西十六站马匹不敷。奏请每站设二十匹。昭化驿增站马六匹，夫三名。大木树增站马十八匹，夫九名。雍正五年(1727年)裁存原数，六年复设。”在清代，大木树驿站处在从陕西到成都的大道上，各式人马过往频繁，中转紧急。《大清一统志》载:“大木树驿在昭化县西南四十里，马驿也。”其主要职能是承载各种公务文书件的传递，上要将昭化方向的文书邸报等及时送到剑门关驿站，下要将来自剑门关驿站的文件等送到昭化，另外还要承担过往公务人员的食宿歇息以及马匹的喂养、行礼的托运等服务保障。可以说，既是邮政所，又是物流中心，这里的配备受到官方高度重视。高峰时期，大木树驿站的驿马有十八匹，马夫九人，加上塘兵、掮夫、后勤人员应在二十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