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近五年英美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

一百多年前，在纷纭众多的西方思想流派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直接参与建构了中国新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化过程。自2004年起，“马工程”系列重点教材成果作为中国文艺界主导性理论，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叙事的主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曹顺庆认为，理论随着社会发展而动态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于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引进与观照。近五年来，英美学界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研究专著、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最新动向，可以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研究带来一些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

近五年英美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包括哪些方面？

第一，对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的再阐释与新思考，以及对以伊格尔顿、詹姆逊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新成果的跟踪与整合研究；

第二，

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的多元化应用与跨学科实践，这部分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实用主义、生态学、电影研究为主；

第三，
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研究的中国转向，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不少英美学者开始投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叙事的最新动向，可以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研究带来一些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

更多精彩观点

01 当代西马文论经典的

再阐释与新思考

近五年来，英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叙事研究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自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在《译文》上发表以来，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已有85年。西马文论发展至当代，英美最著名的学者莫过于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和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伊格尔顿近年来陆续创作了三部文学批评论著：《如何读诗》《文学事件》和《文学阅读指南》。三本书的中译本分别于2016年、2015年和2017年在中国出版，翻译水平较高。伊格尔顿从政治文化批评向文学批评回归的转向，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古代与后现代：论形式的历史性》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 on the Historicity of Forms》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于2015年出版了新作《古代与后现代：论形式的历史性》，该书的中译本于201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詹姆逊认为，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叙事问题一直存在于多种形式的变化和蜕变里，以多种姿态存在于艺术表达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如今距离真正高度的现代性叙事仍然比较遥远。

英国杜伦大学助理教授哈特利·丹尼尔的专著《风格的政治：走向马克思主义诗学》以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为基础，对三位学者的著作进行了详细阐释与解读，揭示了从卡尔·马克思到罗兰·巴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文体风格学。哈特利因此提出了“风格政治”这一独立概念，并将其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基础要素。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和后形而上学：从发现到创造》一书，作者是德国不莱梅大学的舒伦堡教授。这本书首次从实用主义角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将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作为两种理论的共同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和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展开研究。书中有专门的一章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学。在“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和叙事”一章中，舒伦堡教授讨论了卢卡奇、詹姆逊、约翰·杜威、罗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叙事观念，以及詹姆逊对卢卡奇叙事观念的解读。

除了学术前沿的新发展，英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再阐释。针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弊病，柴焰指出：

”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对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理论成果的追踪研究。这十分必要和重要，但如果绕过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总体趋势的研究和把握，仅仅满足于新作和新人的引进，将跟踪研究当成新概念、新名词的堆砌和游戏，那么这种被动‘接受式’解读看似光鲜热闹，实际上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理论成果”。

”



《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球视野》

《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201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球视野》是第一部从全球、跨文化、历史学叙事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兴衰的著作。本书由美国罗文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北京大学的历史学长江学者爱德华·王，以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名誉历史学教授乔治编辑。这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特定地区历史学家作品的影响构建，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国家历史实践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各种表现形式等问题。

《欧洲科学杂志》2017年刊登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观》从总体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黎巴嫩大学的哈马迪教授以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为研究对象，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马克思主义阅读文学的基本原则入手，考察了这些批评家，主要是阿尔都塞、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在解释文学和理解文学背景、目的和方法方面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所发生的变化。文章详细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作出了历史的概述，揭示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作的贡献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如何看待和分析文学文本叙事的问题。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对“空间”研究的转向同样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概念影响了新阶段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的经济生产、文学系统生成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所塑造的‘空间政治观念’，不仅从观念层面肯定了政治的空间本性，更为要紧的是，它为更深层地遭遇以西方为中轴的现代化时间叙事逻辑和新自由主义政治迷梦确立了新的应对机制，也为全球化时代如何正确处理地方与全球、政治与经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近五年的英美学界，马克思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空间的重构问题亦被频频关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马修·伊托教授撰写的文章《世界系统文学史I:马克思主义谱系》较为深刻地阐述了这一问题。马修教授认为，世界文学空间向进一步“全球化”的格局扩张，意味着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的产生，但是，世界系统理论与文学研究对文化活动的传统定义产生了某种冲突。为了研究这种新的世界文学史的生产问题，马修教授在文中考察了世界系统理论的诞生，展示了世界系统理论是如何从一系列学术潮流中交叉发展起来的。他追溯了文学研究与世界系统理论的最早接触，研究了智力生产与全球分工的问题，并分析了黑格尔主义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将文学纳入世界体系，以及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何重新定义了文学生产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2020年英国老牌杂志《艾瑞尔》最新刊登了一篇文章《赛义德、马克思主义与空间性：马克思主义与空间性:对立批评中的地位之战》。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的问题时，作者将爱德华·赛义德同样归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分析。尽管赛义德坚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经常批评现存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思想和作品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影响。文章在赛义德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空间研究方法的背景下，认为赛义德的空间导向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关系，而赛义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为他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批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02 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的

多元化应用与跨学科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论注重对现实的改造作用与对未来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明确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具有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性、宏大性等特征，叙述者往往站在整体性的视角上，展开全局性的叙事，因此，“宏大叙事”往往被认作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典型特征。然而，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发展，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家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宏大叙事进行解构，但却引起了学界争议，使理论本身陷入某种困境。

关于宏大叙事的论争还在继续，2017年，悉尼大学的乔治·拉弗蒂教授在其发表的文章《从宏大叙事到多元化叙事的转向》中就附议，认为尽管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以聚焦单一问题为特征的宏大叙事仍具有脆弱和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宏大叙事仍体现出一种较强的实用性。2015年，英国国王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几位教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当组织研究转向社会问题:马克思宏大理论的贡献》。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研究逐渐成为当代的紧迫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组织研究需要更大的历史深度和跨学科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宏大叙事为系统的整合提供了所需的框架，为组织研究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富有成果的宏大理论，并且为整合各种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平台。

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也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成为了“人类世”时代最重要的叙事方法之一。《人类世与全球环境危机》一书中的“地质学转变：人类纪叙事”一章，从生态主义理论出发，探究了人类世的四大叙事：自然主义叙事、后自然主义叙事、生态灾难主义叙事，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叙事。如果国家、种族和阶级长期以来都是无数叙事的对象，那么人类世叙事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人类世被视为既自然又非自然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文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加复杂、辩证的视角出发理解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作用。

2019年，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概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最新研究趋势，构建了一副马克思主义美学地图。2015年，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艺术、文学与文化》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实践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如美国著名说唱歌手图派克的嘻哈音乐、梵高的绘画、美剧《绝命毒师》《行尸走肉》《权力的游戏》、电影《哈利·波特》《饥饿游戏》等。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下火爆的一系列艺术文化成就相结合的研究，可以说是近年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实践的一次精彩尝试。



《时间机器》

《The Time Machine》

在艺术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还被大量应用在与科技结合的艺术形式上，尤其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在实践上的重要理论家、作家H.G.威尔士，他创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就是描写了一部能够飞向80万年后的世界的时间机器，当主人公乘坐这部机器飞到未来后却发现，人们已分化为终日劳动的“莫洛克”和不劳而获的“哀尔”两类群体，这预示着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矛盾被激化后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蕴含着威尔士形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思。

麦克·韦恩的专著《马克思主义走进电影》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关键概念和思想家，展示了它们与过去和现在的电影理论及实践的相关性。韦恩认为，马克思主义电影制作已经参与并改变了这个流行的媒介，发展了它激发革命意识的潜力。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这段历史和这些资源对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政治、经济、形式和文化分析结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研究电影的方法之一，并且，电影也能够反过来成为帮助我们理解、批判当下社会思想的一股力量。

2016年出版的《红色警报：作为研究科幻电影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作者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伊娃教授。这是第一部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科幻电影交叉研究的著作。这本书全面展现了科幻电影文化形式中的融合和矛盾，在本书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被认为是唯一完全能够分析、理解、照亮晚期资本主义的辩证法。通过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科幻电影的探究，伊娃以马克思主义来对抗社会霸权叙事的电影话语，并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有力且有趣的工具来分析我们的世界。



03 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研究的

中国转向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不少英美学者开始投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包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的研究。近五年来，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转向已成为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正如隽鸿飞、张海成在《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转换》一文中所言：

”
“基于对21世纪世界历史变革中中国因素的考虑，我们认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改变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将中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世界历史性变革纳入其理论的视域，并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去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人类未来的问题”。

”

在以往的叙事中，“中国”往往被当成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一词对应起来。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诸如“中西”“东西”这类常用作对比范畴的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

意大利梅西纳大学的洛伦佐·卡西尼教授发表的论文《西方的解构：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走向“想象中的西方政治”》认为，我们所谈论的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西方”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想象中的西方政治”。当涉及文明范式在当前历史现实中所扮演的冲突和误解源头的角色时，对西方概念的探究就显得尤为紧迫。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不再被视为历史的主题，而是个人和社会在更广泛的话语背景下所阐述的具有战略目的与历史决定性的一种叙事。



《中国的国际角色：挑战还是支持国际秩序？》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s: Challenging or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西方”概念的解构伴随着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重新审视。2015年，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多名欧美学者联合编辑的《中国的国际角色：挑战还是支持国际秩序？》一书。这本书考察了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国际角色的变化。通过追溯国内外对中国角色形象的期望，他们系统地描述了中国角色的变化和角色接受机制的变化。在个别章节中细致讨论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对于与美国、日本、非洲、欧洲联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作用模式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各类国际组织和东亚金融秩序中的作用。通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框架和各类实际案例研究，这部专著提供了西方视角下中国崛起和融入国际社会过程的学术研究，并就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可能性发展提供了某种假设与结论。

除了对于国家软实力的探讨，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论视角下关于“中国式”叙事的研究。2017年，国际比较文学权威期刊《世界比较文学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即《东方人懂得正义吗？士官会讲故事吗》，文中针对当代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作品所受到的中国哲学的影响问题予以讨论，作者约瑟夫教授认为，桑德尔的著作往往将“正义”作为故事讲述者叙事追求的产物，实际上会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正义能否通过外国形式的道德推理来实现？这一正义在中国往往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个人试图克服集体的正义。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讲故事的文化，即以英雄史诗为代表的个人叙事文化，是否在东方已经成为了不公正的制造者，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幻想和迷恋，不仅无法实现个人的正义，而且还造成对于他人、对于集体的进一步的不公正。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讨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代际转变，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扩张和西方式的英雄主义传入，这些西方的个人主义叙事方式又开始逐渐在中国合法化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约瑟夫认为，这种发展可能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征服和异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注意被西方叙事方式同化的风险。

2017年，英文杂志《教育哲学与理论》刊登了皮特教授的文章《中国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皮特认为，“中国梦”这个概念蕴含着巨大的叙事内涵和文化资源。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以演讲、访谈、信函和照片集等各类形式，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这有助于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梦。叙事学的方法能够将已有的文化元素编织成一种新的符号学形式，在广泛的媒体中影响人们，并帮助他们解释他们的经验，构成新的知识。

在这一意义上，

中国式叙事可以说成功地创造和传播了中国文化传统，建立了定义我们文化身份的价值观和共产主义信仰。

不过，皮特教授认为，在未来，我们也很难预估全球一体化、新生物学、人工智能、新媒体发展将带来的对已有叙事话语的影响。

可以看到

，中国通过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话语，正向全世界讲述着精彩的中国故事。

正如皮特教授所引用的一句话：“中国梦是一种对幸福的渴望，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并没什么不同。”近五年来，愈来愈多的中国叙事研究成果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一个趋势，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方式正在被世界人民逐渐理解与认同。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11月上（微信有删节）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 曹顺庆
原文责编：周于琬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王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