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惊蛰之醒的记忆书写（《惊蛰》创作谈）

杜阳林

《惊蛰》

作品研讨

2021.7.7






杜阳林

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十月》《收获》《中国作家》《美文》《海燕》《湖南文学》《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文学期刊；著有《落凤坡》《步步为营》《长风破浪渡沧海》等小说和散文集；四川南部县人，长居成都。

《惊蛰》创作谈

也许每一个人的过往记忆，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一块块砖石，回首望去，有时能建筑一座恢弘的房屋，有时是一架飞渡南北的桥梁。记忆于我却是独特的情感催发，总想将曾经的经历呈现出来，化为汩汩流淌的文字。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强行给全国人民按下了“暂停键”，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我和家人居家防疫。枯坐家中，那些鲜活而深刻的记忆，再次叩击我的灵魂和心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于川北南部县定水镇的一个小山村。我们村是浅丘地貌，人多地少，常受干旱缺水之苦。村里有口古井，大家吃水、洗衣、喂牲畜、浇菜地等等，都要靠它 一遇旱季，争水打架的事时常发生。在我记忆深处，我家即便排队打水，也使用不了集体打造的水钩。我四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最小的弟弟才一岁，还不会开口说话。父母一共生养了十个孩子，有三个在幼年夭折。如今，母亲成为七个子女的依傍，她必须用一个农村妇人的肩膀，扛起沉重的家庭负担。可由于“寡妇”的身份，母亲身上背负的不仅是重担，而是一份罪孽，失去丈夫的她，失去父亲的我们，不时受到村人莫名的凌辱和欺压。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里，物质匮乏、经济困窘。缺衣少食，茅屋破漏，我们都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穷”却无从逃遁，铺天盖地将我们一家人席卷与包裹，像是按着脑袋，逼人淹浸浑黑的水潭中，几近窒息。但我感谢那些人性的“微光”。即使在压抑的环境中，依旧会有温暖的人们，给我光芒，给我指引。曾用“独门偏方”治好我危重顽疾的乡野郎中，曾无私借钱让我去交学费的启蒙老师，曾在我流浪路上给过我一碗粥汤的善良百姓……他们都是中国乡村最平凡普通的一分子，在那些年里，同样承受着生活的种种压力，过得并不宽裕，却依旧葆有助人为乐的善良心愿，为暗夜行走的我，点燃了一束光，送来了一分暖。何其不幸而有幸，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我曾经历丑恶和良善，白眼和凌辱，愚昧和凶蛮，援手与相助。它们彼此交织着，铺陈为一幅色彩纷呈的乡村画卷，即使后来我离开了乡村，在城市求学和工作，但过去的人和事，从未褪色，回头就能看见。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记忆，它缺少了知性的柔美，诗意的张扬，以及无忧的愉快，绝非是一曲曼妙动人的“田园抒情诗”。哪怕几十年过去，早已不必为这样的生活所困，偶尔午夜梦回，梦中清晰地呈现母亲为我遍借学费而不得的情景，下雨的黑夜我们兄弟姊妹在屋角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模样，我还是会冷汗涔涔地惊醒过来。契诃夫曾说：“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记忆中历历在目的苦难，它不仅仅是制造了让我“倒吸一口冷气”的噩梦，让我学会去辨别是非扬善抑恶，它应该还有更深远的价值存在，如同契诃夫所言，“锻坯成钢”？我一直想把乡村生活的往事转变为写作的素材，六年前我开始正视这件事。从开始起心动念，到去年初我真正开始动笔写下小说的第一行字，其间有无数次折返与自省，我都在天人交战。这对我也是一场大梦，我时而在梦里，时而在梦外，为何书写、如何书写成了一种摇摆不定的选择。认真思考将真实的往事，以虚构的小说形式展现出来，我还有重重顾虑，当今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与我的成长阶段截然不同，娱乐方式也丰富多样，会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耐下性子去读一个几十年前的陈旧故事吗？这毕竟和他们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倘若他们无法在文字中达到“共鸣”，我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么？就在那段时间，只要打开新闻界面，都是关于抗疫的实时报道，许多年轻人勇敢站在了抗疫前线，有的是主动请缨去支援武汉的医护工作者，有的是奔走社区服务群众的年轻志愿者，甚至有小学生将自己压岁钱悉数捐出……每天都在被感动，热血在心中沸腾。原来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的苦与乐，迷惘和奋斗，机遇与挑战，疫情时的“中国青年”，让我看到了饱满的朝气和力量，还有精神上的纯正和高贵。我的“年轻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都和他们不尽相同，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都以一颗年轻人的真心，诚挚持有家国大爱，愿意为社会的进步而付出全部努力。作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这一代人，我们个体的成长，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同呼吸共命运”，每一个“我”，都是大时代下一个小小的缩影，如果我诚实地表达和书写了“我”的成长，是否也能窥见波澜壮阔大时代的一个横截面，从而引发更深的思索呢？我心潮起伏，被这样的念头鼓舞着，如果这些过往能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能起到那么一丁点启示，都是它的意义所在吧。当我诚实地面对和书写记忆，所指与向往的其实是当下和将来。于是我写作《惊蛰》，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它不再仅仅是我打捞旧事，直面曾经鲜血淋漓的伤口，在书写中得到疗愈的可能，而是告诫自己，必须跳出“小我”的窠臼，这一个主人公“凌云青”，他理当担负时代缩影的功能，在惊蛰雷响之后，小虫于冻土拱出，冰雪自河床融化，天地复苏，万物更新，我须站在时代的节点上，重新梳理故事，它不仅是“旧的”，还应该包容当代的思考性而显出“新的”迷人风姿。《惊蛰》由此成为一场“虚构和非虚构相互交织之旅”。它不是无根之木，却也不仅仅拘囿于现实，在无数合理虚构的情节中，我所交付的，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真切细节和如实感受。越写我越能感受写作的快乐，和之前我曾零打碎敲地与朋友聊起往事不同，这一次，我是将自己放逐在回溯往昔的独木舟中。当故事从“凌云青四岁丧父”开始时，我也在内心养育了这样一个少年，给他呵护也给他磨难，给他关爱更给他一种觉醒的认知。到了后来，我不仅能真切感受到“内心的少年”，还有无数有过凌云青生命轨迹的人，他们统统“活”了过来。满腹经纶慈悲宽宏的周凤藻，天真纯善娇俏可爱的细妹子，忍辱负重坚强正直的徐秀英，还有“一身暴脾气”但对家人依旧情深意重的凌云鸿，看似狠辣刁蛮却护犊情切的岳红花……在“观龙村”这个小小世界里，物质贫乏，人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变得晦暗压抑，却有这么多人，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指引和温暖着主人公凌云青，让他学会明辨是非，让他几经生死劫难后，还能保持初心，直到他乘坐绿皮火车奔向生活的未来。写完《惊蛰》最后一个字，是在一个晚霞灿烂的黄昏。我离开电脑桌，踱到阳台上，望着西天云霞，那如同燃烧一般的壮阔彩霞，涤洗了我内心隐隐的伤痛。通过写作，我竟有一份莫名的轻松，还有一份解脱的快感。《惊蛰》横跨十年光阴，我便陪着内心的凌云青，度过了在文字中虚拟的十年。我仿佛就在“观龙村”，小说创造的人物在这片天地之中自由活动，善与恶的人性响亮碰撞，关于一场“惊蛰之醒”的故事粉墨登场。对人性的求索和追问，覆盖了我最初回望伤痛时的单一感觉，我恍然悟得，如果不是历经小说写作，过往的悲郁也许永远是悲郁，委屈也打了死结。小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能让写作者站在更高一点的位置，去打量、去捕捉、去思考、去呈现永恒的人性魅力，一切都充满了多维解读的可能。“惊蛰”叩响的不只是一个凌云青，在小说中，“走出观龙村”的人还有小木匠、凌云鸿、孙铁树等等。映照现实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有人通过考学，有人通过打工、创业等，离开故土，“寻梦远方”。几十年过去了，不管这些走出乡村的同胞，是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还是一个单纯的打工者，都是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推动了时代的发展，谱写出属于自己的“城乡咏叹调”。他们以个人的肩膀，扛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在我眼中，都是可爱可敬的人。如“凌云青”这样的年轻人，凭靠知识改变命运，走出乡村后，他能频频回首发声，而大多数基层劳动者，他们如同泥土一般朴实与沉默，未能在大时代的变革中，留下自己的宣言。由此，“凌云青”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沉默群像的总和”，他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爱恨纠葛、善恶交织、向阳而生，显现了大时代下一个群体所走过的曲折之路。从这个角度讲，凌云青是为乡村“惊蛰之醒”的“大多数”而发声。《惊蛰》绝非一本艺术性圆熟饱满的作品，它就像从惊蛰雷响里醒过来的孩子凌云青，有几分懵懂，几分青涩，几分稚嫩。但对于前路的笃定，对于理想的执着，对于梦想的叩求，同样也是一致的。《惊蛰》的缺点与弱板，沉淀为宝贵的经验，对我同样是一种滋养，让我心怀感恩，热情不减。记忆深处，往事如烟，那一声惊蛰春雷，曾叩醒我的懵懂童年，余音绵绵，延伸到迢迢未来。感谢写作为我打开了一扇神奇之门，让我能继续走下去，找到前路更多的可能性，也找到未来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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