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电信诈骗“前世今生” “反诈”如何赢得这场博弈？

2019年6月，刘威24岁，他厌倦了国内的打工生活，在同学的邀请下离开贵州老家，怀着“发财梦”偷渡前往缅甸，进入一个以“现金公司”伪装的诈骗团伙，开启他的人生大冒险。两个月前，《新闻调查》摄制组见到刘威时，距离他被捕，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1、缅北往事

这个诈骗团伙有近400名成员，刘威上交了身份证和私人手机，被要求从此以后使用化名，除了交流诈骗，同伙之间不许谈论私事，每天他们都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

经历了三天培训后，刘威在一个大开间里得到一个工位，每天工作12小时，登录各类社交网站寻找潜在目标，以聊天培养感情，引诱受害人与自己网恋，获取信任后，诱导对方进入诈骗团伙事先设置好的平台，进行投资赌博，这种诈骗有个专属名词。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 刑侦大队火车站刑警队副队长 赵海：叫“杀猪盘”。他们的第一步，专业术语叫“找猪”，养的过程当中，需要技巧、套路的。很多人受不了模板套路的诱惑，慢慢掉入嫌疑人设计好的陷阱里面去。

按照规定，刘威必须完成每天寻找3个受害人的目标，无法完成任务，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进入公司不到50天时间，刘威在其他团伙成员的协助下，成功诱骗一名中年女性投入110余万，这包含了受害人的全部存款、被诱导借来的外债和网络贷款。

在诈骗的后半程，第一次得手的刘威一度产生了恻隐之心。时隔两年，刘威也说不清当时自己是对受害人动了真情，还是诈骗成功使他良心不安。在和诈骗团伙吵了一架后，他准备离开，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嫌疑人 刘威：走不了，你得把机票钱、生活费，那些安保费用，全部补齐。

刘威的经历并非特例。最近两年，很多从缅北诈骗团伙回国自首的人员在各类平台上讲述自己遭遇的缅北往事，他们有的是以招工之名被骗至缅北，有的是被快速赚钱的“发财梦”吸引明知而为。他们偷渡过境，进入位于异国他乡大大小小的电信网络诈骗公司。

10月21日，刘威等116名犯罪嫌疑人在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接受审判。该诈骗团伙盘踞于境外的缅甸北部，经查实，他们诈骗了遍布国内10多个省份的200余名受害人，涉案金额2100余万。南充警方历时两年侦破此案，截至目前，仍有三名主犯和近百名嫌疑人在逃。

这个案件是两年前的2019年11月进入南充警方视线的。当时一名中年女性来报案，称一个多月前，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叫“刘威”的男子，网恋交友后，这名男子通过微信向其推送“华夏财富”赌博网站的二维码，自称知晓网站有漏洞可获利，诱导其投资赌博。

受害人向网站指定账户转款110万余元后，诈骗分子消失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警方根据受害人提供的微信号、银行账户等线索，历时两个月，研判出嫌疑人“刘威”和诈骗团伙的概况。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网络安全 保卫支队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 苏洪博：（刘威）是贵州人，他其实只是犯罪团伙一个组里面的一个组员而已，就是相当于一个马仔，一个话务员的角色。

据警方侦查，诈骗团伙位于缅甸北部贺岛经济开发区，三级组织结构，分别为管理层，行政服务层，下设12个小组，每组10至12名组员。这个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公司化运行，藏匿在境外。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负责人 陈路：（整个团伙）在缅甸北部，这么一个特别的地区，是非常头疼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很难（落实）出嫌疑人的身份，第二个是，即使（落实）出来，你抓不到他。

这并非南充警方一家的困境，近年来，犯罪窝点向境外转移已呈明显趋势，由于疫情、跨国合作难等综合因素的限制，无法开展境外打击，是当前全国公安机关共同面临的难题。

2020年春节之际，部分团伙成员回乡过年，南充警方把握时机，奔赴贵州、广东、福建三地，抓获第一批犯罪嫌疑人，并以此为突破口，抓到了办案契机。

在这些归案的嫌疑人中，绝大部分来自贵州铜仁，他们年纪二十出头，大多初中文化，曾在国内以打工为生，与那些缅北逃离者不同，这些嫌疑人的心态呈现出了不同的侧面。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 刑侦大队火车站刑警队副队长 赵海：他们愿意跟着所谓的同学、老乡出去一搏，能够挣大钱、挣快钱。

小方（化名）前往缅北时，刚刚23岁。初中辍学后，他四处打工，18岁又回到老家，跟着父母做买卖水果的小生意。

初到缅北，小方看到了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与那些缅北逃离者的悲惨经历不同，小方在诈骗窝点混得如鱼得水，甚至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就感。

犯罪嫌疑人 小方：主管看我比较认真，比较爱学习，就提升当小组长。因为我喜欢和别人探讨，比如说不懂的东西我喜欢问人。虽然说比较笨，但是我比较喜欢爱学习，因为我有一点，如果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我会比较用心。

据警方介绍，这样心态的犯罪嫌疑人在缅北更为普遍，与从事体力劳动相比，他们更享受这样轻松又赚快钱的“工作”。在诈骗的流水线上，他们分工合作，甚至认为打打电话、聊聊天、诱导受害人投资不算犯罪，即便被抓了，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很强烈的负罪感。

作为犯罪团伙中的小组长，小方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九年，但在他的心里，根本不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多么严重。

法律意识淡薄与否并非主要原因，据警方了解，缅北诈骗窝点营造了所谓的“企业文化”，鼓励这些原本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加倍骗钱，形成了畸形的激励效果。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 刑侦大队火车站刑警队副队长 赵海：骗了30万、50万，公司就会把这个人请到台上去讲经验，公司还会给他们奖励，除了相应10%、20%的提成之外，还给他们奖励苹果手机。每天他们上班之前都会喊口号，很上口，也带劲。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会反感，知道这是骗人了，有一些抗拒的心理。但随着他在里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心理就会变淡，还是会去做这个事情。

令南充警方担忧的是，本案中，尚有百余名嫌疑人活跃在缅北，他们只要稍加改头换面，就可重起炉灶，再次实施犯罪，即便缅北危险重重。

这些年轻的诈骗嫌疑人面目模糊，他们的行为后果却是国内日益高发的电诈泛滥。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共破获电诈案件11.4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4万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4万名。

2、道与魔的博弈

如果追溯电诈犯罪的起源，时间要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传统骗术搭乘电信网络技术的便车，升级为电信诈骗在台湾地区发源，以中大奖、交税款为套路，危害台湾地区多年。

谢玲，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反诈研究团队成员。他们团队梳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演变过程发现，2008年前后，这些师从台湾系的诈骗团伙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他们以宗族乡里联结而成，呈现地域性特征，逐渐发展成一张颇具规模的诈骗版图。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反诈研究团队成员 谢玲：大陆系的诈骗团伙花样更多，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当地具有特色的犯罪手法，比如说广西宾阳QQ诈骗，广东电白猜猜我是谁诈骗，江西余干重金求子诈骗。当时全国公安机关就针对这些不同的重点地区，诈骗类型，诈骗团伙进行打击，这一批人后来转移到缅北，现在说实话国内的窝点已经很少了。

目前，诈骗团伙最突出的聚集地，就是缅甸北部。缅北接壤云南，当地说中文，使用人民币，通讯设备甚至不需要国际漫游，直接使用国内三大运营商，种种条件为诈骗团伙建立窝点提供了便利。

在躲避警方打击的十几年时间里，电诈一直不断升级犯罪模式，最终落地缅北后，在当地生态的滋养下，一条强大的黑灰产业链慢慢形成。

现实之下，打击黑灰产业链，已经成为近年来治理电诈的重心之一。

公安部反电诈特邀专家、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反诈大队王征途对整条黑灰产业链进行研究，他发现这个链条分工精密，各个环节独立工作，流水线般流畅衔接。以养号为例，一名诈骗分子拿到一部手机，里面已经注册好各类社交账号，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电话卡作为支持，而仅买卖电话卡这一个环节，就细分为五道不同工序，由五个团队或个人独立完成。



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 王征途：第一道工序可以先是网上发布消息高价回收二手手机，这个人只负责发布信息，他不做任何，只发布一条信息。第二道工序就是里面留QQ、微信的人，就是专门负责收的，收的时候不直接收货，他要你把货寄到一个食货店、百货店，甚至最夸张的还有寄到某某厕所旁边。

在第三道工序中，快递送到真正收手机的人手中，将二手手机进行拆分，把遗留在里面的电话卡收集起来，转卖给第四道工序。站在第四道工序上的人，完成电话卡测试，最后将可以使用的电话卡卖到缅北养号人的手中。

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 王征途：我们把这五道工序全部搞明白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靠这种方式，你就把全国200万民警全部用来搞电诈，能破几桩案件？案件源源不断。

事实上，回顾电诈犯罪多年演变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犯罪往往给受害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追赃返现，一直以来都困难重重。

区别于传统刑事犯罪，电诈案件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电话通讯，一是资金流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警方与通讯、银行系统没有合作机制，调取涉案账号信息，需要应对复杂的程序，往往查清了资金流向，钱也被诈骗团伙成功转移。

2015年8月，深圳市公安局成立全国第一个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大队，一个月后，以当地市委牵头的深圳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导小组成立，尝试整合相关行业资源，搭建一个合作平台。



2021年9月，走进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有多家银行、通讯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与反诈民警共同办公。

经历了最初的磨合之后，合作系统也在升级，更多的权限被引入。2018年，公安部反诈大数据平台正式搭建完成，全国公安机关在接到受害人报案后，进入这个系统对受害人的资金进行止付拦截。

在这个工作平台上，110接线员接到报案后，登记转账的银行卡号，可以立即进入这个止付系统。

账号进入临时冻结状态后，警方会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处理。平台的功能正在发挥作用，但实践中，诈骗团伙的资金通道往往十分复杂。一笔钱一旦进入一级账号，往往会迅速转移至下一级，层级之多，类型之复杂，给止付带来阻力。

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 王征途：就是怎么快，无外乎就是老百姓发现马上报警，要把我们的毛细血管建好，把我们止付的毛细血管下沉，下沉到最接地气的辖区民警和巡逻民警和巡防队员。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工程，叫作移动止付。



目前，受害人转账后报案，深圳警方基本可以实现在60分钟内成功止付，追踪拦截资金。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将60分钟缩短至30分钟。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止付拦截能否成功，能够拦截多少资金，一方面取决于诈骗团伙的洗钱方式，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受害人能及时报案，尽快启动止付系统。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警方仍需要升级资金止付系统的能力，继续与诈骗分子抢夺时间。

3、全民预警

诈骗是一种需要互动的犯罪，受害者一方的配合参与是犯罪完成的重要条件。在研究者们看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反诈还有条捷径未被深入开发。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反诈研究团队成员 谢玲：只要被害人这一端，能够了解这些骗术，被骗的可能性会降低很多，所以即使我们现在认为诈骗的技术方面一直在更新，一直推着实务在走，但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诈骗手段，不管黑灰产业链多么强地支持推动，我们压根就不信你，这些犯罪手法是没有作用的。

观察整个犯罪链条可以发现，警方接到报案时，犯罪已经完成。那么，在犯罪进行时，警方能否寻找途径，在犯罪中端及时介入，并进行有效干预呢？

反诈骗预警劝阻是目前正在全面铺开的反诈联动机制，公安部、省、市、县四级公安机关联动，24小时不间断，研判出可能被诈骗分子锁定的目标人群，根据不同的危险等级进行电话预警、上门劝阻等干预行动。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指挥处副处长 何贵莲：以往等我们民警到场的时候，经常是事后，老百姓已经被骗了，钱已经给骗子转走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当警察，怎么当到被骗子牵着鼻子走这个份上了。我们现在上门做劝阻，赶在骗子骗到他，把钱财转出去之前，提前找到他，告诉他这是诈骗。

与诈骗分子抢夺时间是预警劝阻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实践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有时候民警及时找到了受害者，劝阻也未必顺利。



这是武汉警方在上门劝阻时遭遇的情况，受害人被深度洗脑后，往往分不清手机另一端的警察和眼前的警察谁是真，谁是假。

以冒充公检法诈骗为例，套路是：诈骗分子自称是公安民警、检察官或法官，告诉受害人涉嫌贩毒、走私、洗钱、诈骗、身份被冒用等犯罪，事情非常严重，马上要面临被“拘留”“通缉”等，给受害人制造强烈的恐惧感，以提供解决方案的方式诱骗受害人进入他们的圈套。



基于电诈犯罪中“心理控制术”的作用，谢玲和她的反诈研究团队的同事们正在研究、探索警方预警的反洗脑话术，希望在更多的维度层面，为每时每刻都在与诈骗分子抢夺时间的预警劝阻工作提供支援。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反诈研究团队成员 谢玲：电信网络诈骗的“心理控制”介入了人性的弱点和被害的特性，不是说诈骗团伙中出现了一些能够操纵被害人心理的“控制高手”，而是有的潜在被害人容易接受“暗示”，他的欲望和想法容易被激惹。



诈骗之术古已有之，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常见的侵财类犯罪形式之一。明万历年间，张应俞编写的《新刻江湖杜骗术》中记载的“冒官行骗”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冒充公检法诈骗的雏形。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反诈研究团队成员 谢玲：在人工智能时代，当我们面对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虚实交互时，必须要守住自己的自主意识，不要被虚假信息源所拼凑的假想情境所操控，要始终保持与现实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