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港：流散日本的中国古代石刻

石刻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文献形式，因其突出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而受到中外文物收藏者与文博机构的珍视。正因此故，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古代石刻同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国境。正如罗振玉所言：“尝闻我关津税吏言：古物之由中州运往商埠者，岁价恒数百万，而金石刻为大端。”（罗振玉《海外贞珉录·序》）其中，日本是最早攫掠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国家之一。

一

中国古代石刻流散日本始于清朝后期，至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其流散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中的文物劫掠。自甲午中日战争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包括古代石刻在内的中国历史文物惨遭劫掠。如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即被日军掠去”（《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又如原存旅顺黄金山的唐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1910年被日军驻旅顺海军司令富冈定恭掠往日本，并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献给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于日本皇宫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掠夺、摧残中国文物进入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阶段，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对散落各处的古代石刻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有一定价值后即被劫掠回日本，此类罪恶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

第二，以“游历探险”“考古调查”为名的盗抢。这其中以大谷光瑞最具代表性。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光瑞曾先后三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在高昌故址盗得墓志、题记12方：《延昌四年徐宁周妻张氏墓表》《延昌廿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廿二年贾买苟妻索氏墓表》《延昌廿六年贾买苟墓表》《延昌廿九年郭恩子墓表》《延昌卅二年崇庆墓表》《延昌卅八年残墓表》《延昌四十年鞠孝嵩妻张氏墓表》《延寿十一年侯庆伯墓表》《仪凤□年侯君夫人张氏墓志》《龙朔二年张君夫人毛氏墓志》以及《延和九年鞠孝嵩墓表》，这在罗振玉《西陲石刻后录》《海外贞珉录》等书中均有著录。此外，大谷氏还在济木萨北四十里盗得《白鹤观残碑》，从河北盗走唐贞观八年《房山刻经残石》及西夏《居雍关刻经残字》等。

第三，日中奸商顽民勾结贩运。日本的一些不法之徒与中国奸商顽民相互勾结，制造了无数次石刻盗卖事件。如光绪十九年，早崎氏游历陕西，发现宝庆寺佛殿砖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绝伦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宝台佛教造像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结主管人士，最终在光绪二十八年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其中4件辗转流入美国，余21件存于日本，且有9件永久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又如日人江藤涛雄，为广泛搜罗中国古代文物，勾结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为其效劳，从阎氏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等珍贵文物。关于此，近人张扶万在《在山草堂日记·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云：“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第四，通过“合法”购买。近代以来，中国各地文物买卖十分繁盛，对于市肆中的古代石刻，日人十分觊觎，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大肆购买。如北魏正光三年《冯邕妻元氏墓志并盖》，“1926年在河南洛阳出土，为经营碑帖买卖的郭玉堂氏所得。不久，郭氏就以重价售于日本”（王壮弘：《历代碑刻外流考》）。又如北魏正光四年《齐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志》，清宣统二年于河南洛阳出土，后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国年间将三志售于日本人大仓喜八郎（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此类事例不计其数，兹不再赘举。



二

流日石刻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从刻立年代上看，流日石刻自秦汉至明清，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最多。表明日本学者也存在着贵远贱近的传统，更为珍重汉魏、隋唐时期石刻的价值。

其二，从形制来看，流日石刻有墓志、造像、画像石、经幢、碑碣、题刻、瓦当等类，而墓志与造像的数量最多。究其原因，墓志、造像相对于宏碑巨刻，体积较小，重量较轻，便于运输；且流日造像多为佛教造像，雕刻精美，艺术价值高，日本亦作为一个十分崇信佛教的国家，故而对这些佛教造像极为垂涎。

其三，从收藏主体来看，主要有博物馆、高校与个人三类。博物馆以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代表，其东洋馆中陈列着大量中国古代石刻，以南北朝与唐代石佛造像居多，大部分来自西安宝庆寺、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等。除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外，大仓集古馆与书道博物馆亦收藏了众多中国古代石刻。大仓集古馆所藏，如北魏延昌二年《元飏妻王夫人墓志铭》、北魏延昌三年《燕州刺史元飏墓志》与北魏正光四年《齐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志》，此三志于清宣统二年在河南洛阳出土，后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国间又售予日人大仓喜八郎，藏大仓集古馆。书道博物馆所藏，如东汉《熹平石经》与曹魏《正始石经》。《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为蔡邕等人所书，1922年发现于洛阳太学旧址，后十余年又陆续有所出土，共得残石一百数十余，“曾分别为吴兴徐森玉、鄞县马叔平、萍乡文素松、武进陶兰泉、关中于右任、西充白坚、北平图书馆以及潢川吴氏、胶县柯氏、江夏黄氏、闽县陈氏所得。……但其藏品后全数泊海东去，归日本书道博物馆”（王壮弘：《历代碑刻外流考》）。《正始石经》刻于曹魏正始年间，有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光绪间始发现于偃师东龙虎滩村，后又陆续出土残石甚夥，书法精美，为学者保重，周进、马衡、徐森玉等人皆有藏石，部分残石流入日本，藏于书道博物馆。藏有中国古代石刻的日本高校，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工科大学、东京美术学校等，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最具代表。该所是日本研究汉学最著名的机构，收藏了大量中国古代石刻文献，如东魏天平二年《造观音像》、西魏大统十七年《安次县开国男艾殷造像》等。至于个人收藏者，主要有大谷光瑞、早崎梗吉、太田孝太郎、黑田太久、益田英作、织田万吉、内掘维文、内藤湖南、中村作次郎、中村襄、今村繁三、和田幹男、原富太郎等人。

三

流日石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

首先，流日石刻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而这一时期存世的史籍文献相对较少，故其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有着极大的史料价值。如现存日本皇宫的唐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弥足珍贵，不仅是唐王朝册封渤海国最重要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大唐帝国与当时东北亚地域的民族关系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之一。

其次，流日石刻有着极高的书法价值。如现藏东京书道博物馆的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后秦《辽东太守吕宪墓表》等，便是中国古代石刻中的书法佳作，而后者更是被称为后秦时期书法绝笔，书法风格朴茂古拙，字体作魏碑状，兼有隶书的韵味，是研究十六国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令人欣慰的是，今日之世界，“把无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归还给它的创造者”的呼声愈来愈高。1995年6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关于通过国际范围内归还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外交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1997年11月，中国政府已宣布正式加入该项公约。我们完全有信心作最激动人心的历史期待，期待那些流散海外的中国古代石刻重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