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杨虎城的真凶，逃到深山老林当贫农，因戴名表、爱花钱而暴露

1955年6月16日的晚上，四川南充县青居乡三村的村长来到模范互助组长杨大发的家里，高兴的说：“杨大发，村上给你分配一个任务，你愿不愿去完成？”

作为村里的模范互助组长，杨大发对上面交待的任务一向是来者不拒。

村长说：“这个必须是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去完成，我想来想去，想到你还比较积极。”

杨进兴笑着问村长是啥任务，村长说：“明天早上你到银行换贷款条子，顺便把村里几把椅子带到区公所去。”

在那个时候，只有被村里信任的人才有资格去银行换贷款条子，村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杨大发，在他看来，那就是对他的认可，因此高高兴兴的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一早，杨大发就挑着椅子，经过3公里的脚程，来到了区公所，当他攀登区公所大门的石梯时，已经是累得满头大汗。

正当杨大发进入办公室刚放下行李气喘未定时，突然有人在背后大叫一声“杨进兴！”

杨大发立即答了一声“到！”

就在这一瞬间，从屋内冲出4名重庆公安局侦察员，当即将杨大发掀个四脚朝天，杨大发刚要挣扎，两支冰冷冷的手枪一前一后已经抵在杨大发的脑袋上，随即将其捆绑。

杨大发虽然知道今天的场面已经无法善了，依然抱着侥幸的想法反问了一句：“你们凭……凭什么抓我？”

公安人员又问道：“杨进兴，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

“我卖了！不，我不是……我是杨大发。”

公安人员根本不再听他的解释，当场宣布将其依法逮捕。

6月18日晚上，杨大发被送进石板监狱，接受预审，可是无论公安人员如何审查，他都咬定自己是杨大发，是“贫农”，家住在广安等等。

直到公安人员拿出大量铁的证据，才让杨大发不能不承认其真实身份。

杨大发这个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模范互助组长”，其真实姓名并不是杨大发，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特务杨进兴，曾经担任过戴笠的副官，渣滓洞行动组组员、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

在他手上的血债可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自1940年参加军统后，就接受特务训练，因为表现积极，于1944年成为戴笠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

戴笠坐飞机被摔死后，杨进兴就被调到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工作，先后担任看守员、看守长等职务。



重庆白公馆

在众多刑罚中，杨进兴最擅长喜爱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因为对革命者心狠手辣而臭名远扬。

牺牲在他手上的革命烈士，更是不计其数，在其前后九年的特务生涯中，据他被俘后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交代，被他亲手杀害的革命志士，竟达三百多人！

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等刽子手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杀害于松林坡原戴笠的房前，在完成杀害后，浇上六加仑汽油焚尸，然后将遗骸埋在车房后的松林里。

1947年9月13日，杨进兴以编造“到南京安排工作”的谎言，将朱念群、尚承文、张占鳌三位中共党员骗出白公馆看守所，押送到中美合作所在杨家山气象站下面的一所房子里，进行残忍的杀害。

要说杨进兴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行凶事件就是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等人。

1949年9月6日，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将杨虎城等人押往松林坡戴公馆，杨进兴的同伙先是杀害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又重伤了杨虎城，杨进兴则用白帕蒙住了杨虎城的嘴，给杨虎城数刀，致使杨虎城将军倒在血泊里。

再杀害了杨虎城不久，拉着杨虎城幼子，及杨虎城秘书宋绮云一家，其中包括小萝卜头，当其他的特务想要掐死小萝卜头时，却迟迟未能得手，不耐烦的杨进兴拿着匕首给尚未断气的小萝卜头致命一刀……

在完成任务后，毛人凤对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进行“论功行赏”，因为杨进兴表现“出色”，获得200银洋。



杨虎城

重庆解放后，西南地区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对于那些在解放前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捉拿归案，严惩不贷，只有这样，才能给牺牲的一个革命烈士一个交待。

在镇反运动下，很多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捉拿归案，只有杨进兴这个刽子手迟迟没有踪影。

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追残敌小组”，集中精干的侦查员，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抓到杨进兴，一直到1955年，经过六年多的努力，终于将杨进兴抓捕归案。

通过杨进兴的供词，人们才知道为何用了这么多年才将其抓获，实在是隐藏得太深了，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杨进兴最后还是难逃被抓捕的命运。

在手上沾满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后，国民党当局却没有给他们飞往台湾的机票，杨再兴也只能留在西南地区进行特务犯罪活动。

1949年12月5日，杨进兴等人在完成最后一次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活动后，来到了成都大饭店，接受了上司徐远举布置的潜伏大陆的任务，并且得到了一笔活动经费。

随即杨进兴一行18人朝川北华蓥山方向窜去，结果在中途汽车抛锚，无法启动，当时杨进兴等特务听国民党军的溃兵说解放军已经打过来了，只好弃车四散逃命。

12月11日，正是南充解放的第二天，在南充市西山坡垭口上，出现了两男两女。

其中一个身披黄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大概30多岁，身高一米八多，眼横眉浓，腮帮子上鼓起两砣横肉。

站在黄呢子大衣旁边的一个女的，烫着时髦的头发，外穿一件红色呢子大衣，十分扎眼，在他们的身后，一个随从模样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黄呢子大衣与抬滑竿的农民滕明清等三人谈价，议定将他们中的女人和女孩以半个银元的价钱抬到南充东南20里的永安场。



随即，女人抱着小女孩坐上了滑竿。走在路上，黄呢子大衣感觉饥肠辘辘，步子迈得沉重，到了永安场后，就让滕明清去前面的永安帮他们买口吃的。

这里刚刚解放全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场里的商户都不敢营业，连饭都吃不上。

黄呢子大衣就问抬滑竿的滕明清家住在哪里？

滕明清回答说，就在附近的嘉陵江边，黄呢子大衣就提出给一个银元到滕明清家里买顿饭吃。

那个时候钱不好赚，有这样的好事自然是愿意的，年轻的随从自己走了，滕明清就带着他们三人到了自己家里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黄呢子大衣就跟滕明清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一面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世，当然都是编的，说自己叫杨大发，原籍广安县人，那个红呢子是他媳妇，名字叫田德俊，重庆人。

他6岁时候父母双亡，为了混口饭吃就跟随自己的叔父到江苏去当放牛娃，12岁乘船到浙江金华卖水果，16岁又来到重庆做水果生意。

1941年的时候与田德俊结婚，后来当了包工头，过了几天好日子，却因为房子着火，日子勉强过得温饱。

1943年来到成都做生意，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就想到回到老家广安，无奈途中被国民党的散兵抢走了携带的家底和衣物。

现在自己是无家可归，黄呢子大衣说着说着竟然流下了眼泪，然后跟滕明清商量说：“我离开老家二十多年，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可不可以让我们多住几天，等路上稍安宁些再走？”

害怕滕明清不同意，黄呢子大衣又表示可以先付五升米的房租，伙食照实算，滕明清是一个淳朴的农民，听了之后感觉又办了好事，又有米赚，当即答应了下来。



杨进兴又拿出两个银洋，请滕明清帮他买酒买肉，第二天办了一桌酒席，请保长许绍兵、甲长滕义和邻居滕明忠等人吃饭。晚上，七个人围坐一桌，在席上，杨进兴又将自己的苦难家史说了一遍，然后表示自己想留在这个村子里种地。

众人无不为之动容，都劝他不要回老家了，就在这里就地谋生算了，杨大发当即表示同意，不用说，这个黄呢子大衣杨大发就是杨进兴了。

此后杨进兴就与滕明清等人以抬滑竿为生，过了3个月，杨进兴又付了20个银洋押金，租了两亩土地耕种。

那时候，外来人口想要到一个村子里扎根挺不容易的，他就到村上一户姓杨的人家认了“家门”，带着媳妇和女儿认了一家干亲家、一家娘亲家。

1951年川北搞土地改革，杨大发被划为贫农，全家分到八挑田，一亩地，还有一间半房屋，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村里的人，凡是与杨大发接触过的，无不认为他是一个好贫农，跟谁家的关系都不错，从来不跟村里的人有矛盾，别人家里有困难，杨大发二话不说就帮忙。

在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杨大发更是表现积极，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集体活动从来不迟到早退。

当时全村分享土改胜利的果实，家家都分了粮食 ，杨大发就将分到家的一半粮食交给了村农会。

村里面修公路的时候，杨大发也是带头干活，专挑重活干，有几次挑大石头的时候，把绳子都磨断了。



然而每当有荣誉落到他的头上时，他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后来成立互助组时，他被村民集体推选为互助组长，粮食统购统销时，杨大发的组总是首先完成任务，受到全乡的表扬，从而成为模范互助组长。

尽管杨进兴在群众中隐藏得很深，但还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有村民就怀疑，这个杨大发不像个好人啊！

为什么呢？因为杨大发刚到青居乡的时候，手上戴着名贵手表，用钱出手很大方，家里的伙食也比大多数农民好得多，因此怀疑他有问题，但是感觉如果他以前是做生意的话，手头上可能会宽裕一点。

但是后来想来，杨大发当时穿的那件黄呢子大衣，好像有点像旧军队的军装。

直到1953年8月，全国大规模地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青居乡普选办公室向县公安局反映：青居乡三村有个来历不明的杨大发，审查选民资格时，自称原籍广安县代市场人，发信到广安代市，未查到此人祖籍。

这条线索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南充县公安局当即派出两名侦查员以普查办工作人员的身份进驻该村，对杨大发开展调查。

这一查不要紧，还真就发现了杨大发的问题所在。

首先是村民滕明清的反映，滕明清说第一次见到杨大发的时候，他的手上戴着一只17钻的游泳表，他老婆田德俊头上烫了头，住进村子里后，有人说她是“披毛鬼”，于是立刻改梳一个“饼饼头。”



其次是村民滕明忠反映，1950年那年正月十五，他和杨大发一块去华蓥山烧香，走到岳池县新场的时候，杨大发突然变卦，说他一个人可以去，然后杨大发一去就是一个多星期。

滕明忠回来对杨大发的妻子田德俊说：“华蓥山土匪多得很，老杨会不会……”

话还没等说完，田德俊就说：“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华蓥山上他有朋友。”

当时滕明忠就有怀疑，而另一次的事，更让他感觉杨大发有问题，有一年正月二十，杨大发邀请他去岳池县卖灯草，挑到离三村一百多公里的南部县去卖，晚上住在老鸦岩陈老板的客栈。

由于身上没有现钱，就想用灯草作抵押，客栈老板不愿意，只要现钱，杨大发气得发昏，当即大骂：“要不是解放了，我让你客栈开不成！”

这一句话让滕明忠感觉像是在旧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才能说出来的，一般的商贩似乎没有这个口气。

关于杨大发放狠话，跟杨大发一个互助组的村民胡德清也有感觉不对，他反映说，有一次听见杨大发对他老婆说：“依我过去的脾气，早杀掉他妈的几个。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

另一个村民汪大才则反映，在1952年8月，曾在山坡里见到杨大发夫妻吵架，杨大发对着媳妇是又凶又恶，后来田德俊急眼时说：“你恶啥子，把你历史背一下。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上去坦白？”

杨大发立刻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这些都让村民们感觉到怀疑，还有一点就是，杨大发来的时候，说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但是当时到夜校学习的时候，老师教一个字，他就认得一个，一个月就认识了300多字，被当成学习模范，这在村民的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杨大发在干活中途休息的时候，却经常拿树枝在地上流利地书写着，闲谈时也总是头头是道，说话有理有据。

如此种种，都表明这个杨大发有问题，正在侦查员清理检举材料时，找到一份1951年在川北党校改造学习的国民党党员滕志远的一份检举信，矛头直指杨大发。

在检举信中，滕志远说他家以前跟杨大发是邻居，南充“五五暴动”时，杨大发那几天十分激动，对滕志远说，他原在抗日沦陷区和西南长官公署工作，解放前三个月到川西，成都解放时准备坐飞机到台湾，因为情况有变，全组18人乘车到华蓥时走散。

杨大发曾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国民党不久就要转来。”

滕志远因此才检举，只不过没有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南充县公安局收到了地区公安处的一份《敌情通报》：“国民党军统局于1949年从成都派出一个潜伏组在南充，行至中途分散，他们的目的地是川东华蓥山。”

此通报与滕志远的检举书有很多能对得上的地方，因此杨大发是潜伏特务的嫌疑不断增大。

考虑到杨大发如果为特务的话，反侦察能力肯定很强，因此南充县公安局派出几名干警以搞互助组、搞普选、推广少秧密植等为掩护，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娱乐，借此机会，从他的老婆田德俊身上寻找突破口。

根据永安乡邮政代办员罗克卿反映：1952年底，杨大发寄信给重庆田德俊的娘家人，说在成都做生意不成，现在南充县青居乡安了家，分了田地，得了一个女儿。回信交给南充县南溪罗克卿收转田德俊。



侦察员就以“驻村干部”的身份，趁着杨大发不在家时，借着商量互助组转合作社为借口来跟田德俊聊天。

侦察员说：“这位田大姐家在啥地方？”

田德俊以为这是一般的驻村干部，并没有起疑心，就说：“我老家在重庆江北县乐碛镇，现有养母田映贞还在世。”

公安局得到这条信息，当即派民警赶赴重庆，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很快找到73岁的田映贞。

当公安局的人问询田德俊的事情时，田映贞回答说：“田德俊是我兄弟田万顺的女儿，18岁跟邻村桂花沟胡金结婚，一年后跑到重庆城区跟水泥工戴福游结婚，过后又改嫁给一个在大溪沟给国民政府做事的杨大发。两口子结婚后只回来过一次，直到去年从南充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她现在南充安了家。”

从这个信息里面，似乎也判断不出什么，公安局的人首先找到了田德俊的原配丈夫胡金，胡金说：“田德俊跟人跑了后，我们就断了往来。”

公安局的人只能前去寻找戴福游，结果也没有找到，重庆市总工会那里传来消息说戴福游在解放那年就病死了。

根据田映贞的说法，杨大发给国民政府做事，公安局立即到重庆查阅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全部资料，查阅了所有姓杨的特务年龄、相貌、家庭成员等等资料，都与杨大发不符，公安局的人又去程度查证，找到解放前期，国民党曾派18人特务小组进行潜伏的信息，但是这里面却没有杨大发的名字。



侦察工作进入瓶颈，难道是田映贞说了谎？于是公安局的人再回到田映贞那里调查情况，从她家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来看，也是大同小异。

但是在田映贞家帮工多年的一个伙计雷开云说：“田德俊最后嫁的男人来过一次乐碛，听人说那人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事，威风得很，腰杆上别手枪，提起手铐子到处捉人。”

案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重庆卫戍司令部是一个关键性证据，这条线索大概可以说明，如果杨大发就是田德俊最后的男人，那他一定是特务。

因此，如果能够把杨大发的照片拿给雷开云看，就能确定杨大发是不是特务。

侦察员于是背着照相机回到了青居乡，想要以宣传当地的先进事迹为由，进行拍照，当时把耕牛、农具什么的都拍照了，不少社员也拍照了，但是去喊杨大发照相的时候，杨大发夫妇几次婉言谢绝，不是头没洗就是脸没洗的。

其实，杨大发很谨慎，平时根本不照相，生怕被人认出来，基于这个情况，侦察员就以杨大发所在的社被评为先进合作社为由，要给全社照一张集体照，然后去参加县里的表彰大会。

这下，杨大发夫妇再不去拍照，那就是真有问题了，就这样，侦察员为全社照了一张集体照。

南充公安局的人，将杨大发夫妇的照片和调查资料送到重庆公安局汇报情况，基本断定杨大发就是特务，但是不是杨进兴，还不能完全确定。

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的老陈，把杨大发的照片拿了出来，再与杨进兴穿着美军上装的照片进行对比确认，虽然两张照片显示，穿着不一样，表情也不一样，但是依然有某些特征依然有相似之处。

老陈随即说：“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



当然公安人员不能以“极有可能”来断定，必须要进一步的证实，追残组的成员立即派出侦察员带着照片让已经抓获的特务们进行辨认。

杨大发的照片首先被送到杨进兴的老上司徐远举、周养浩、马国江那里，他们看了照片后都表示不认识。

追残组只得将照片送到了原“中美合作所”公产管理组韩斌陈和童家桥军统管制分子赵儒明那里，请他们仔细辨认，赵儒明看过照片后，显得有些迟疑，最终还是摇头说不认识。

追残组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认为可能是这些特务不愿意说实话，于是又送到原“中美合作所”老炊事员陈紫荣夫妇、警卫顾有德、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和军统分子陈威等人那里。

这些人经过仔细观察后，都可以确定，此人就是杨进兴！

在确认了杨大发就是杨进兴后，追残组人员立即决定，抓捕杨大发，防止他化妆潜逃。

1955年6月16日，追残组的4位同志来到南充县青居乡的区公所，定下了抓捕计策，然后通知村长去给杨大发下达任务，让他到区公所来。

于是才有了开篇公安人员在区公所抓捕杨进兴的场景，经过审讯后，杨进兴首先老实交代了，杀害杨虎城、宋绮云两家的罪行。

在公安机关的审问下 ，杨进兴又供认了自己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等革命烈士的经过。

远在重庆的市公安局领导听说抓到了杨进兴，无不非常高兴。

随后经过四十天的审讯，7月31日，预审员和两位公安战士押着杨进兴来到松林坡原戴笠停车房后面的松林里，经杨进兴指认，挖出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骸和两只水壶。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宣判大会，杨进兴被押上审判台，受到人民的审判，被当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枪声响起，那些被杨进兴杀害的革命烈士，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