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川多在其统治中后期发生，多种中外史料对此均有记载

明朝末年，各方势力纷纷上场逐鹿中原，明军、清军以及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各方势力在中华大地上征战不断，而且也发生了很多屠杀的行为。在这些屠杀中，最著名的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张献忠屠川了。由于人们心理上的好憎导致人们对各方势力进行的屠杀不全部承认，张献忠屠川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个事情不愿意相信，其实在当时，有很多史料都可以证明这件事。

张献忠屠川给四川地区，尤其是给成都周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然，现在有一些人说，这屠川行为全是清军干的，因为清军在四川地区有过杀戮，所以张献忠乱杀四川人就是污蔑，其实这个逻辑根本不成立，清朝军队和张献忠的军队屠杀川人各有一笔账，两个都是黑的，根本就不存在一黑一白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非常多，野史、如《国榷》、《滟滪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明季南略》、《鹿樵纪闻》、《蜀记》、《纪事略》、《客滇述》、《流寇志》等等。族谱家乘有遂宁张氏的《烬余录》、简阳傅氏的《五马先生自叙纪年》、泸州曾氏的《言善堂纪略》等等，而且这些野史、族谱家乘的内容不少还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

除此以外，还有外国传教士的记录都指向张献忠有过屠川行为，如《圣教入川记》、《鞑靼战纪》。其中《圣教入川记》是明末清初在四川之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所写，在民国七年（1918年）由古洛东整理出版，所以有不少人说这书是古洛东编造的。但这两人还将自己的原稿寄给了正在江南传教的卫匡国，在卫所写的《鞑靼战纪》的最后部分，恰好引用了两人的部分原稿，所以这两种史料可以说是同源的，也证明了《圣教入川记》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并非古洛东的胡编乱造。

关于张献忠的屠杀行为，不仅我国不同史料可以互相印证，就是《圣教入川记》、《鞑靼战纪》这样的外国史料也和我国史书有吻合、类同的记载，印证了我国史料关于张献忠屠杀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下面举例：



张献忠

《鞑靼战纪》说：“这个强盗，本性极端残忍，喜怒无常，有一种仇恨人类的心理。”“在召集两万多名僧人后，他把他们都送往地狱去见他们礼拜的圣人。”《明季南略》记载：“然献忠暴狠嗜杀，鞭挞无虚刻，即左右至宠至爱信者，少失其意，即斩艾如草芥。”“虽藏匿深山穷谷、悬崖险洞，务必千方百计取而杀之。”《圣教入川记》也有类似记载：“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探知人民避迹山洞岩穴者，皆擒而杀之。”《荒书》说：“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绥寇纪略》也提到：张献忠的人“搜岩洞，发窟室，登高处以望突烟。”

还有张献忠部下对张献忠滥杀非常反感的描述，“献忠之义子孙可望此时领兵将回，离成都二百里。途中闻知成都剿洗之信，大为悲伤，叹惜不已。有闻其愤闷而言曰：‘哀哉无辜小民，杀戮尔等者，已绝我等之望矣。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可不惜哉！父王为此，实不思已甚。父王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独存哉？有王无民，何以为国？实不啻空有王名而已。’言讫，痛哭不已。”

另外还有亲历者傅迪吉的史料，即《五马先生纪年》，“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剁手之事并非为孤证，还有《罪惟录》、《国榷》等二种史料的记载。《国榷》有文：“张献忠陷重庆”后，“兵民斫一手者万计。”《罪惟录》有文：“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

以上这些明朝遗民的私人修史，很多都是被清朝明令查禁的禁书。这些史书既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大行杀戮史实，同时也记载了清廷在四川或者四川以外的其他暴行。

就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明季南略》，此书的卷三《史可法扬州殉节》一章集中叙写了清军攻破扬州后屠戮，此书的卷四的《江阴纪略》和《江阴续记》集中叙写了清军对江阴的屠戮，而这些史料被很多相关论文广泛使用。



张献忠

再如上面提到的《客滇述》，不仅写了张献忠杀戮川人，上面也提到了清军屠杀川民的史实，“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还有《五马先生纪年》，不仅叙写了张献忠的残暴行径，也写了清军在四川抢夺粮食，吊烧四川百姓的史实。再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写的《鞑靼战纪》，也叙述了清军在广州洗劫屠戮的史实。

关于明清易代时期四川人口的减少，屠川这事张献忠和清军都有份。

有人会说，张献忠是想把四川当作根据地的，根本就没有动机杀四川人。张献忠要是屠川把四川人杀光了，难道抵抗清军的是鬼吗？

第一个看法是根本就没看史书，瞎编乱说，其实史书说的很明确了，张献忠有大规模屠川行为是在最后几个月，而不是其在川的初期或者中期，尽管在初期和中期也有杀戮，但是张献忠那时候有在蜀地称王的想法，所以对杀戮行为有所收敛，所谓“贼初志在帝蜀，虽好杀，犹时有纵舍”，这也和《五马先生纪年》的说法相合，在经过初时的动荡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恢复社会秩序一度恢复平静。“仍令伪知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自此以后，不杀人，兵不甚扰人，人亦入营贸易”。

但是，由于长年累月的军事失利，张献忠图霸建国之心渐渐丧失，而其面对四川人的对抗，就长期靠杀戮改变局面，眼瞅着局面改变不了，只得放弃蜀地向陕西进军，在离开川北前，张献忠因为愤恨川民，决定报复，这才有了凶残的屠川行为。“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鹿樵纪闻》说：“贼初志帝蜀，虽好杀，犹时有纵舍。及兵出屡败，列城多叛，谋下荆、吴，又惮英为阻，益愤恨，攘袂瞋目，以咀嚼蜀人为事。”

至于第二个看法更没有讨论的必要，张献忠即便有心屠川，他也根本没有能力把四川地区屠尽。



红圈处为反张势力

就张献忠这个“大西国”统治范围，根本并未覆盖全川。川南一带，杨展占据嘉定、叙州等地与张献忠长期斗争，至于杨展势力以南的地方大西国根本覆盖不到。川东重庆一带曾英与张献忠做对。川北顺庆一代，有明朝举人邹简臣带十多万人与张献忠做对。川西松潘一带，南明副将朱化龙帅领番兵与张献忠长期周旋。

所以，张献忠势力所及范围不过是成都平原周边，而且统治区域非常不稳定，连控制川北尚且难产，更遑论控制全川屠光所有川人了。但是，不能屠光川人不代表张献忠没有过屠川行为的。换句话说张献忠尽管没有屠全川，但是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统治区展开血腥屠戮。《明季南略》记载：“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故献忠虽拥兵数十万，妄自称帝，而其威令所慑伏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

而且明末清初的史料文献也没把屠蜀的责任全部甩到张献忠身上，据遂宁张氏的《烬余录》记载：“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一则死于病也。”

更何况不仅史料证明了张献忠屠川行为，还有实物文物出土证明，江口沉银就是张献忠屠川的明证，要注意现在挖出江口沉银只是一部分，其实大部分落在川南杨展的手里。“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畔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

最后说一下《明史·张献忠传》里面“六万万”的问题，这个来源于野史里面所谓的“四路上功疏”的数字总和，关于这个数字自然是错误的，这个数字只能说明清廷极端憎恨张献忠，试图将屠川的锅全部扣在张献忠头上，而不能说明张献忠没屠川。



《明史》

《明史》里面确实有不靠谱的记载，就比如说潼关之战，将大顺军守将马世耀的兵力夸大至60万，实际上根据清军战报马世耀麾下只有7000人，难道就因为一个不靠谱的数字就能否定潼关之战的存在吗？

对于这事，《清代通史》的作者萧一山就直言“六万万”显系夸大，但是张献忠在四川有过暴虐的屠杀行为是存在的，就“六万万”之说，他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

所以，张献忠有过屠川行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只是四川人口的减少确实不全都是他的责任罢了。